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开始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的观点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论朱光潜前期美学的“语言学转向”

朱光潜“思想就是使用语言”的命题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传达论,很可能吸收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暗含着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康德先验主义的自觉克服,显示出对意识哲学的主体间性改造之趋势.遗憾的是该文未曾引起足够的关注,错失了在其引导下,中国美学本该早就进行的“语言学转向”,从而后者一直未能从“意识哲学”范式进入“语言哲学”范式.如果从日常语言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及阿佩尔等人先验语用学出发,阐释朱光潜美学的“语言学转向”如何可能,又将产生何种后果,将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工作.     

消解还是融合--罗蒂与阿佩尔哲学比较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语言分析哲学与解释学的交流与对话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罗蒂和阿佩尔基于不同的哲学传统,都对此作出了努力.罗蒂通过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提出了消解权威、强调对话的后哲学文化.哲学、科学等学科都成了后哲学文化中的平等成员.哲学没有了昔日的光环而成为众多对话者中的普通一员.阿佩尔则基于对康德哲学的改造而把先验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解释学等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先验语用学,完成了"语言学转向",使之成为第一哲学在当代的第三范式.     

哲学的两种改造——罗蒂与阿佩尔哲学比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陷入了困境,"语言学转向"是哲学家们为使哲学走出困境而进行探索的一种产物.罗蒂与阿佩尔都认为这一"转向"不够成功,未能使哲学走出困境.为此他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造方案.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强调剥夺哲学的特权,使之融入文化的领域之中,成为一个平等的对话者;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则强调哲学应建立在主体间性维度的基础上,仍坚持先验语用学具有奠基的功能,先验语用学把先验哲学、语言分析哲学、解释学和实用主义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相对而言,阿佩尔的哲学改造更具有合理性.     

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特征及其理论后果

20世纪初语言哲学的兴起与繁盛使西方哲学界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但句法—语义学并未真正完成语言学转向,阿佩尔认为应以语用学来补充句法—语义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主要特征在于对语言和主体先验地位的强调,对方法论唯我论的克服和对论辩的奠基特征的重视。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理论后果是欧陆解释学传统和英美科学主义传统的对话和融合。     

论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

2 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有两条相互交错的线索。人们对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的发展关注较多 ,而对另一条从日常语言学派中孕育而来的语用学的关注与研究却付诸阙如。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是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指号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等理论先驱的基础上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一种改造。阿佩尔语用学转向产生了其理论的核心概念 ,即交流共同体 ,并且语用学转向的实现意味着大陆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融合     

休谟、康德和现代哲学的日常话语转向

休谟和康德是两个最有可能被人放置在一起进行相提并论的近代哲学家.休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近代哲学转向,从形而上学哲学转向日常生活话语,从神圣世界转向世俗世界.休谟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知识范围的限定,对康德产生了直接影响.康德哲学则完成了另一次转向:从经验论转向先验论和批判哲学.康德试图证明先验知识的可能性,并进而证明形而上学知识的可能性.通过对休谟经验论和康德批判哲学关系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哲学对整个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的关键影响.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在休谟哲学中找到明确的思想起源.     

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交流共同体”的内涵

本文认为,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概念是在皮尔士的指导学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先驱基础上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改造的结果,它包括"实在沟通共同体"、"理论沟通共同体"与"先验主体"等三种不同功能或内涵.本文将对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沟通共同体学说作一粗浅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先验主体的可能性——康德“哥白尼革命”的实质

本文认为,康德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变革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确立了主体在建构经验对象中的能动作用。本文首先通过对经验论和唯理论认识论特征的考察,阐述康德先验哲学批判性提问的必然性。其次,通过对康德先验主体可能性的理论前提、经验领域的应用和超验领域限定的分析,揭示康德主体客观性的革命实质。最后探讨了康德主体“革命”的积极意义,并指出,把意识主体的逻辑客观性活动改造成实践主体的工具客观性活动是超越康德哲学革命的真正途径。     

康德:先验演绎·主观演绎·客观演绎

康德批判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解决“先天综合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亦即感性与知性相结合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康德提出的“先验演绎”学说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着重考察了康德提出“先验演绎”学说的动机，以及他对“先验演绎”所作的两种不同说明———“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并结合“先验演绎”学说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贡献和对现代哲学的影响，揭示了它在哲学史上所产生的划时代意义     

论康德的"第三种自由"

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的概念之一,因为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以及法权的自由.其中,康德的"第三种自由",即法权自由作为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弥补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不足之处,而且构成了人们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基础.     

康德自评先验哲学之价值与问题——《康德书信百封》综评

通观《康德书信百封》,并参证于康德三大批判,见出先验哲学体系的巨大理论贡献:在“经验论—理性论”二项对立中,推出超越的新平台“先天综合判断”及其如何可能,这是先验哲学体系得以拓展的母胎;从二项对立的相关系统中,向下伸延至自然规律与个体的“天性禀赋”,向上伸延至“道德理性”与“人是目的”,以巨大的张力结构成就了康德庞大的人类学智慧框架,同时完成了先验体系之道德形而上学的最高理想;从“现象—物自身”最高思维阈限的二分双向关联结构中,把西方“尽理”的抽象思维形式推向极致与神秘,它构成康德先验哲学中最重要的“范导”原理,它冲击且中断了一切传统的思维方式。若孤立地、单方地问“物自体是什么”或“现象是什么”而不作出“超越的区分”,不明确其作为纯思维形式的范导原理与功能,则必然加深“康德之谜”而难以自拔。然而先验哲学体系的“硬核”与问题,却正是对“物自身”及其二分关联结构的把握以及“超越的区分”——这是通向“康德之谜”的大道。     

康德法权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

对康德法权学说的认识和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宏观把握基础之上。文章首先根据康德先验哲学的路径阐明其法权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然后通过回答法权命题的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论证法权的普遍有效性,最后按照范畴的先验演绎的思路阐述法权概念的演绎过程,以期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宏观视域中把握其法权概念的实质。     

康德判断理论的存在论阐释

正是对于先验统觉的追问，康德不仅完成了其认识论方面的奠基，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追问。从海德格尔存在论雏度解释康德的判断理论，即海德格尔发现康德在两种追问“思一在”共属一体意义差异的关联点上。康德先验逻辑对于形式逻辑的代替，使其判断理论关联主体与客体，分析判断以同一律或者矛盾律说明主词或客体自身，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解——卡尔-奥托·阿佩尔先验解释学研究

卡尔-奥托·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论证了西方分析哲学与解释学所分别代表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说明和理解、技术性旨趣与实践性旨趣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他同时重构了知识的先验条件,以此证明两种文化在本质上内在统一的,并且探讨了它们融合的方案。阿佩尔的先验解释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文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试论康德美学的先验转向--兼就目的性原理的形成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国内学术界论述审美判断力与目的论判断力的内在关系以及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的形成问题时,常常从其哲学体系出发,把目的论判断力作为审美判断力的“衍生物”,把自然的合目的性原理看作由审美判断力提供的。这是一种未经历史分析的独断。通过康德美学先验转向的历史分析,可以说明康德是如何通过目的论的研究为审美判断力寻找到了先验的原理———目的性原理,从而澄清学术界对于康德美学中目的论的认识。     

“先天”、“先验”、“超验”译名源流考

"先天"、"先验"、"超验"分别作为康德哲学的 a priori、transzendental、transzendent的译名,在中国的广泛使用由来已久,但多数学界中人对它们的具体源流并不清楚.本文根据国内学人对康德哲学的研习背景,回溯到日本学界开始研习康德的时期,逐次考据这些译名何时何地产生,何时及怎样进入中国,梳理和呈现中国学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这些译名的讨论和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