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做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如何借助法律全球化的“东风”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需要各个层面的对话。     

法律全球化路径倚赖探析

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     

法律全球化路径倚赖探析

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     

法律全球化冲突的解决路径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本文力图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法律全球化,即从法律规则、制度层面上本国法与别国法的冲突,法律文化层面上本土法与外来法的冲突,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三类冲突中寻求冲突的可能解决路径,以实现全球法律的和谐。     

浅论我国法治的资源取向

我国已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正在朝着法治化国家迈进。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我国法治的特色和方向,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关于法治资源的价值取向,理论颇多。我们应当坚持国际化和本土化并举,并在法律移植中恪守本土化原则。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对话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的今天,实现法律全球化的途径只能是法律对话。经济一体是法律对话产生的客观基础,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成为法律对话的动力来源。法律对话在精神上所追求的是多元的价值,并以平等协商作为其基本要求。法律对话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

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势”观念出发,对全球化应采取“理势兼顾”的态度,在参与中发挥东方的力量,促使其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文化关系方面,必须一改西方中心的文化理解,发扬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确立“多元普遍性”的观念,以作为处理文化关系与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艺学话语与民族根性

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家、民族间平等对话的机会日益增多 ,这使得一些人不由自主地夸大了世界普遍性或人类普遍性。其实 ,平等对话只能进行于非世界普遍性的国家或民族主体性基础上。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根性问题由此提出。中国几十年中形成的文论体系在全球化语境中解构 ,又在民族根性的坚持中组构。民族根性 ,是国家或民族发展的现实历史性或历史现实性 ,它既包含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历史根据 ,又包含这一发展的自身现实规定。坚持文论话语的主体性或主位 ,就是坚持说自己的话 ,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话。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一时难以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 ,原因不在于失语 ,而且于它还不具备对话的必要条件。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文论参与对话的民族根性 ,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组构用于对话的中国文论话语。     

人权意识举要

<正> 人权问题的由来 人权问题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平等自由一类说法,但不是现代意义上说的人权的含义。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在他的《对话集—法律篇》中说的法律的“公正”、“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他的《伦理学》中说的“法律视各人平等”、《政治学》中说的“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应当分配给同等权利”(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25、31、52页),在奴隶只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不作为人的奴隶社会,他们说的所谓“公正”、“幸福”、“平等”、“同等权利”只不过是奴隶主、自由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我国跨境侵权责任法律适用的系属公式研究

全球化过程中,侵权行为的行为实施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分处不同国家（法域）的情况非常普遍。因这种侵权责任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应称其为跨境侵权责任。对于跨境侵权责任我国目前尚未从理论层面将其与一般涉外侵权行为加以区分,且包括在2011年4月生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我国现行国际私法的法规体系中也尚未制定应对上述跨境侵权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相应规定。当发生跨境侵权责任时法律适用的总则性系属公式应为：责任适用损害发生地法。按照常理无法预见该损害结果在该地发生的,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     

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

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都通过修改现行的法律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已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识。而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法律上更未明确其定义,导致现实中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在混业经营的大金融背景下,金融商品与服务的综合化使得证券投资者、存款人、保险人的身份具有了共同的性质,将存款人、保险人与证券投资者依据金融领域进行划分,以不同的立法对其进行保护已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因此,应借鉴发达国家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结合我国实际,确定"金融消费者"法律概念,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门法,以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地理标志管理缺位的现实考辨及解决方略

地理标志管理是地理标志管理主体采用法律、技术和经济手段,以过程管理为主要形式,对地理标志产业所实施的服务和技术管理。地理标志管理不但可以延续地理标志的生命,而且还是我国地理标志产业有效应对当前发展阶段面临挑战的手段,更是我国农业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我国的地理标志实践中管理缺位现象十分普遍。今后应当从法律上明确地理标志登记证书持有人的管理主体地位,借鉴外国成功经验理顺地理标志及其与其他权利的冲突,帮助地理标志管理主体搞好能力建设,多措并举帮助地理标志管理主体强化地理标志管理。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以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人权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 表征当今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发展趋势, 从各个方面推动着中国法制的第三次变革。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进行的大规模法律法规规章清理、修改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治理结构, 标志着这次法制变革的开始。这次变革包括: 政治法律体制改革、法律体系重构及法的精神的转换。这表明, 在未来的法律发展进程中, 我国法律的现代精神、全球精神、人类文明普适精神、法律的职业共同体的职业精神等将更加鲜明, 更进一步贯通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律的运行机制。     

关于法律和全球化研究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论述了法律和全球化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是也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国如何对待法律移植;中国如何对待国际条约;全球化是否意味着非国家化、去国家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妨害司法罪与共犯

有关伪证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由于被告人本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不能成为证人,因此,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同样,有关窝藏、包庇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也认为,犯罪人本人不能成为该罚的犯罪主体。但是,犯罪人本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或要求帮助窝藏、包庇时,作为教唆犯能否成为处罚的对象,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则有激烈的争论。另外,由于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的刑法有近亲属藏匿、包庇犯罪人不构成窝藏、包庇罪的特别规定,因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集体所有、村委管理与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兼论“村”的公法人地位

村民是否有资格对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处分行为提起诉讼,是当下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急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在实证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背景下,法院都把集体财产处分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对村民的原告资格问题却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而且,不管法院是肯定还是否定村民的原告资格,都分别隐含了把集体财产等同于村民共有财产,或者把"村"定性为私法人的理论错误,充分暴露了村民原告资格在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的解释困境。实际上,对依据法律和政府行为设立并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的"村",我们只有把它定性为大陆法国家行政法上的公法人才是准确的。一旦恢复"村"的公法人面貌和地位,把村委会处分集体财产纠纷纳入行政诉讼,集体财产的均等分配性特征使村民个人和集体财产之间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每个村民对集体财产处分行为就都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论法律话语理论从德沃金到哈贝马斯的演化

为了超越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法律解释,德沃金坚持认为,必须把基本的权利原则作为具体的法律实践的引导,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和适当地制定和应用一种法律.为此,德沃金要求建立一种基于"整体性原则"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但由于坚持了一种"真理符合论"的立场,他并没能对法律话语理论的本质做出正确的解释.为了走出法律话语理论的误区,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建立在"真理合意论"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     

论刑事沉默权——从法理学角度对坦白从宽与刑事沉默权的思考

最早产生于19世纪英国的刑事沉默权，伴随着当今世界法制一体化与现代化的进程，正逐渐突破法系的界限，为各法治国家普遍接受。中国法学界对刑事沉默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它是否与我国多年实行的坦白从宽政策相冲突。实际上，沉默权制度与中国坦白从宽政策两者之间在实质上并不矛盾。对此，需要依据中国具体国情，引进西方的沉默权制度，从而追求更高的效率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最佳的平衡点。     

法律体系的重释——兼对我国既有法律体系理论的初步反思

法律体系是指在一个区域(国家或者地区)内的能系统存在和运行的法律整体。对法律体系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是在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之间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司法而达成妥协,进而整合统一成的法律整体。欲认识法律体系概念,必须探讨法律体系的特征。法律体系具有规范性、客观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研究的教条化倾向等值得我们反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