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西夏婚姻制度之比较——以《唐律》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

<唐律>是封建时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是党项族为维护西夏封建统治而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本文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从主婚权、婚价和嫁妆的给取、等级婚姻方面对唐与西夏的婚姻制度作了比较,并对婚姻制度在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作了解析.     

唐律“除免比徒”性质考

长期以来 ,“除免比徒”被不少论著视为唐律对于官员犯罪所适用的以官职抵当徒、流刑的制度。但通过对除免制度和除免比徒的分析 ,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唐律原义的。实际上“除免比徒”并不是为应予除免的官员设立的制度 ,而是为诬告或枉断官员使其获罪被免去官爵之人设立的 ,以解决除免附加刑的反坐刑期问题     

《天盛律令》中的比附制度——以《天盛律令》“盗窃法”为例

雄踞西北190年的西夏政权,适逢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发展的成熟阶段。西夏颁布的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为代表的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技术精髓的同时,或出于自身民族风俗的特点或出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又有着一定的创新。作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比附在各朝法典中被广泛运用,而西夏的立法者也将其寓于本国法典之中,成为西夏法律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西夏《天盛律令》的特点

西夏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 ,决定了《天盛律令》在承袭唐宋律的同时 ,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诸如刑罚严酷、军法完备、重视农田水利等经济立法以及专门规定政府机构的品级与编制等等。     

论西夏法典中的刑事法律制度

西夏王朝在近两个世纪的国家管理中 ,法典的创制十分完备。保存至今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研究西夏法律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将这部律令中的刑事法律制度加以剥离出来 ,我们会发现 ,西夏的刑事法律制度十分完备 ,其中有关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刑名、量刑原则 ,主要罪名的规定用现代法制眼光来看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 ,它不但说明了西夏刑事法律规范上的立法技术之高超 ,而且也为今天研究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的出工抵债问题——基于唐、宋、西夏律法的比较

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债务权益,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债务保障制度,出工抵债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较之历代法典,《天盛律令》中对出工抵债的规定较为详细,无论是出工还债的前提、出工人员,还是抵债期间的人身关系等都与唐宋律法的规定有所不同,这是西夏法典中债务法的特色之一.西夏法律规定出工抵债者是除父母、70岁以上的老人、10岁以下幼童以外的所有男女,不同于唐仅限男口、元奴婢例外的限定.工价抵偿债务后,出工者即可与债权人解除主仆关系.抵债期间的工价比正常雇佣劳动力低,在实际的以工抵债中却比法律规定的更低.     

唐律“犯时不知”律考辨

虽然在唐律《名例》篇中,"犯时不知"律疏议所列举的犯罪涉及事实错误问题,但在唐律其他篇目中,应当适用"犯时不知"律的犯罪却不涉及事实错误问题。这表明现代法学中的事实错误理论与唐律"犯时不知"律之间存在着重合,但二者并不等同。实际上,唐律"犯时不知"律律文中的"凡"是指一般身份法,"本"是指特殊身份法。唐律"犯时不知"律适用于身份案件,是一般身份法与特殊身份法产生冲突后的解决规则,而两者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冲突是因为存在着"犯时不知"。对此,唐律"犯时不知"律所提供的冲突解决方法就是在身份重法与身份轻法之间选择身份轻法适用,排除身份重法的适用。因此,唐律"犯时不知"律在性质上属于法律冲突适用规则。     

略论明代法律形式的变革——以《大明令》为中心

《大明令》与《大明律》是明代的重要的立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明代初期的律令体系。随着明代社会发展，以《大明令》为代表的“令”的地位不断下降，就其效力而言，在法律适用中也有特殊要求。明中叶以来，“例”与“会典”的出现与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较大冲击，传统法律形式中的律令体系逐渐让位于“律例——会典”体系；其从“政令”到“法例”的变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法制由“行政化”向“司法化”的演进。     

西夏《天盛律令》厩牧律考

厩牧律其立法渊源可直追秦汉。西夏《天盛律令》中有关厩牧的律条 ,已相当完备 ,且已形成了较完备的体系 ,无论是对厩牧的管理、治罪、奖励、检验等都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对这部份的内容加以认真地考证 ,我们会发现西夏的厩牧制度不同于其他民族 ,这对研究西夏的畜牧法律制度 ,乃至研究中国的畜牧管理变革来说 ,都无疑具有一定的价值     

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

唐律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体现者、规范者和捍卫者.唐律的内容体现了刑事司法的主体、参与人、程序、证据、强制措施、法律的适用、刑罚的执行等方面,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忠实的体现者.唐律对唐朝刑事制度的规范比较全面、具体和易操作,为这一制度的适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唐律通过刑罚手段来惩治违反刑事司法制度的行为,力度比较大.唐律能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唐律包含有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调整范围.詹初的主流刑事司法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疏议"起了完善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内容的作用等.在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唐朝前、后期刑事司法制度的执行情况大不相同.其次,后世律典对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沿革.最后,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古代东方其他法中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别十分明显.     

《天盛律令》中的连坐制度探析

西夏连坐制度是在唐宋连坐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特点制定的,所适用犯罪包括侵犯皇权罪、侵害人身罪、职务犯罪、军事犯罪、侵犯财产罪及诬告罪等,适用范围广,为西夏主要刑罚之一。与同时代宋连坐相较,西夏连坐制度有自身特点,如亲属连坐较为发达,伍保连坐适用不多,有诬告连坐而无举主连坐等。这与西夏整体用刑较重、劳动人口不足及“贼患”较少有关。     

唐律共同犯罪探析

唐律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其包括共同故意犯罪和共同过失犯罪。在共同犯罪 中,制造犯罪者为首犯,其他犯罪人为从犯,对从犯应比照首犯减一等处罚。唐律还有区分和不区分首、从犯的若 干特殊规定。这些极具特点的规定,可为我国的刑事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西夏官吏“禄食”标准管窥——以《天盛律令》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有关史料的整理，力求对西夏官吏的“禄食”标准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屠”（肉食）＋“米谷”（粮食）＋“马食”＋童仆食物构成了西夏具体餐饮标准。这一标准，从侧面又反映了西夏社会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物质相对匮乏的现实。另外，本文对史金波“一屠应是指屠杀羊一只”的解释提出了质疑。     

论西夏法典中的拘捕制度

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涉及拘捕的条文有51条之多,对拘捕主体、拘捕运行、拘捕赏罚进行详细规制。拘捕运行遵循效率原则、保护原则。既有对唐宋律拘捕制度的继承,也有因时立法,缘俗而治的特色,是中华法系的组成部分。     

律令制体系下天皇的服饰

对隋唐政治、经济诸制度的参照后，日本建立了律令制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服饰改革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史料探索律令制体系下日本天皇的服饰。从形制上分析了与中国“衮冕十二章”的异同，然后从政治、民俗角度分析中日两国冕服制度的差异和原因，最后介绍日本学术界的观点，阐述日本衣服令的实质。     

蒋藏本《唐韵》所引《说文》与二徐本、段注本之比较

蒋藏本《唐韵》所引《说文》与大小二徐本《说文》相互比勘,大多可以互参互证,多条能够订补传本大小二徐《说文》之失,有时甚至证成《说文解字注》段氏之说.《唐韵》所引《说文》对于恢复许书原貌具有特别的价值.     

我国古代民族法对人的效力原则述略

民族法对人的效力原则是民族立法应优先加以考虑的,而我国古代民族法对人的效力原则呈现出多样性。历代民族法所确立的原则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既有差别,又有历史的连续性。研究古代民族法对人的效力的原则,将对我国现代民族地区民族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柳宗元抑周尊孔思想成因试探

唐朝之前周公和孔子在儒学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柳宗元看来孔子的地位高于周公。其中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受唐代当时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二是与武则天时期柳宗元家族所受到的迫害有关系;三是跟柳宗元学习陆质先生＂新春秋＂的经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由第三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抑周尊孔实质是庶族地主阶层在中唐时期已经崛起并进一步要求获得发言权的诉求。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唐宋长安经济研究述评

长安是唐代的京畿重地和北宋西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唐宋各自的时代特征造就了长安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变迁,使得长安经济在我国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唐宋长安经济研究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就唐宋长安经济研究出版了大量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