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未来——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文明的冲突",声称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政治从以意识形态冲突为特征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转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时隔近三十年后重新审视亨廷顿的理论,应该说这一理论作为分析性框架仍具有启迪意义,但不同文明的内在变化与力量消长已经超越了他所展示的文明冲突格局.与三十年前相比,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强劲复兴,伊斯兰主义兴起并产生广泛影响;"新欧亚主义"为俄罗斯提供了认同的基础,使其逐渐摆脱了亨廷顿所谓"无所适从国家"的状态,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远大抱负的国家;西方在经济、军事、科技领域仍居于世界主导地位,但由于认同政治的深刻影响,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对外政策呈现出内敛化态势.中美之间的矛盾比亨廷顿时期更加激化,但冲突的本质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利益或意识形态冲突.文明冲突的框架不可能解释世界政治的所有现象.不同国家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都会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向,但从长时段来看,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融合会对国际秩序产生持续的影响.     

澳门的文化多元与和谐——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讨论

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的范式来解释冷战后世界的格局,这一理论的影响也大大超出其最初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领域,而渐渐成为决策者、研究者以及普通大众思考多元文化的重要视角之一.在对澳门的多元族群和文化的研究基础上,文章指出在这个城市,多元族群文化以交流、融合为主,突破了亨廷顿所认为造成文明差异和冲突的种种因素,而各自形成了相互借鉴和交融的文化杂合体.     

从“9.11”事件看美国—伊斯兰“文明冲突”的宗教内核

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角度看,“9.11”事件的发生是由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失衡以及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巨大的国际政治权力落差所导致的。那么,是什么造成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这一权力的落差呢?本文对此进行追问,认识到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新教之间的不同物质财富观念是这一权力落差的重要历史根由之一。而这两大宗教又是这两大文明之所以成其为自身文明的内在核心要素,所以这种国际政治权力落差又表现为以宗教观念为基础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从“9.11”事件可以看出,美伊之间的“文明冲突”有着坚硬的宗教内核。     

印巴克什米尔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南亚是世界地区冲突中持续不衰的热点。在这个"世界宗教博物馆"里,宗教成为引发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区冲突反过来又加深宗教矛盾。本文以克什米尔为例,分析宗教矛盾与印巴冲突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总结宗教因素对克什米尔冲突的影响。     

文明冲突与化解之道

<正>一部人类史,既是人类合作、互助的历史,又是人类冲突、对抗的历史。文化、文明、宗教形成之后,这种冲突提升到新层次即心灵或精神层次。人类文明或宗教冲突的历史说明,冲突与对抗既可以发生在跨文明或跨宗教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文明乃至同一宗     

共建和谐世界的中国文化资源——我国前辈学者探索成果评述

鉴于宗教对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内外学术界近十几年来越来越注重反思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以发掘有助于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本文所评论的是中国老一代著名学者所做的相关理论探索,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关于中国宗教文化历史特点的重新认识;二是关于中国宗教文化优良传统的概括总结;三是中国文化传统可为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提供的思想资源。     

论宗教冲突的和谐转向

宗教关系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宗教和谐是两种以上不同类型宗教之间基于平等、交流、互补和理解而产生的一种相互协调关系与平衡结构.宗教冲突是同一宗教内部或不同宗教之间将差异扩大化后采取极端措施的行动结果.在主客观条件同时具备的基础上,以尊重多元为前提进行的宗教融合将带来宗教和谐;如果从正向维度努力,宗教冲突也可转化为宗教和谐.相对于宗教冲突、宗教融合,宗教和谐是最为理想的宗教关系类型.     

冲突还是融合——从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看“文明冲突论”

从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夸大了文化差异的作用,导致了理论的透支.异质文化的碰撞不一定导致冲突,冲突只是文明接触和交往导致的结果之一,对话与融合则一直绵延不绝.而且不同文明之间没有全面、纯粹而恒久的对立和冲突.世界冲突的根源多是文明背后的政治、经济等诸种利益,而非文明的对抗.     

从全球伦理运动看世界宗教对话趋势

人类未来是世界文明多元化,还是文明的冲突?对这个世界文明视域的问题,世界宗教界发起的全球伦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从全球伦理运动看世界宗教对话的趋势,主要看有没有共同价值存在,以及能否承认某些共同价值存在,这是世界宗教对话得以展开的前提。     

文明的冲突

世界政治正在步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崭新的世界形势下,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民族组成的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因素。但是,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之间     

析秦家懿多元主义的宗教观

秦家懿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宗教学家和哲学家。她将宗教界定为对神的信仰和自我超越的努力,认为中国宗教不仅包括儒学,道教和佛教,还包括狂热的原始宗教,具有调和性的特点。这是一种多元主义宗教观和多种宗教参与观,对宗教的自我发展、化解世界宗教间冲突,以及促进彼此对话和融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世界各大宗教在世界观上的相通

当代世界的冲突,要求世界各大宗教和平共处和友好对话;而宗教对话滞后的一大原因,是未能找到共同的宗教哲学基础。如果我们考察东西方各大宗教的哲学论述,并对它们的世界观进行深入的本体论思考,则不难发现,至少在作为过程的世界、运动的和有机联系的世界、多元的和根本统一的世界等方面,世界各大宗教的确是可以相通的,换言之,宗教之间的对话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的。     

在神言与人言之间──宗教对话的理论难题

宗教对话有其特殊的困难,一方面由于神言是不可言说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对此加以言说。这样,宗教间的对话就常常变成一种“独白”或宣教,无法达到对真理和终极关切的再理解。但宗教对话可以就人类所共同遭遇到的问题和病痛加以对治,并由此来达到对话所要达成的目的。     

文明对话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中,文明的背景和宗教的意义正在凸显,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现实性与根源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消除隔阂需要理解,化解矛盾需要对话,文明之间的会通与对话已成为顺天应人的浩浩大势。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在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做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儒学发展的新课题,拓展了儒学的论域以及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空间,为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论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医学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医学模式由生物模式演变为人文医学模式,患者的权利得到普遍重视,医生的家长主义受到质疑。为了指引医学技术的应用,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生命伦理学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状况的出现,西方传统信仰崩溃,道德多元主义盛行,医学技术的应用与各种文化的冲突愈演愈烈。针对此种情景,恩格尔哈特发动了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转向,他立足于道德多元化的后现代立场,提出解决医患之间道德争议的允许原则以应对后现代出现的"道德异乡人"难题。恩格尔哈特对允许原则的阐述,不仅有效地解决了生命伦理学领域中的道德争议,而且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不同政治争端的解决提供了指导。     

《箭喻经》与宗教对话

在<箭喻经>中,佛陀以一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形而上学问题,对于诸如世界是有限还是无限、身体和灵魂是否同一、真如死后是否存在等问题不予回答.这种方法可以运用于当今宗教对话.在形而上学等问题上,理性无法达成最终的统一结论,合理的方式是放弃对它们的探讨,在实践上转向经验现实层面.这种态度和方法在佛教内的对话中可以避免不同宗派之间的诸多隔阂,将注意力集中于不同宗派共同追求的解脱以及服务世界上.同样,在佛教和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中,这种态度和方法可以避免彼此宗教教义上的抵触,转而携手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并顺利地进入第二轴心时代.     

关键对话：解决亲子冲突的路径

亲子关系是人们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与其他的人际关系形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先赋的”、原始的、不可更变的。由于亲子之间的人生经验的不同、认知上的差距、看待事物的视角有所差别,加上亲子之间彼此期望上的距离,常常会在思想、观念、态度、价值和行为等方面出现冲突,这些冲突会成为亲子关系维系和发展的障碍。我们要对亲子冲突具有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用自己的爱心、智慧和技巧进行卓有成效地关键对话,消除矛盾达成沟通,使亲子关系更加稳固、亲密与和谐。关键对话,是解决亲子冲突的新的有效的路径。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不同宗教之间的“文明对话”大概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不过现在重视“文明对话”,主要是由于1993年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亨廷顿后来承认,提出文明冲突的论点,是要强调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很多杰出的学者已经看到这一理论非常狭隘的二分法破绽。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够逐渐地在合而不同的背景下生存,就需要通过对话,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通过对话,大家都具有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容忍是对话的最低要求。对话主要是了解对方,反思自我的局限性。对话的结果是互相参照,互相学习。对话的最后是“celebration of diversity”,即庆幸多样。     

美国宗教与通俗文化

美国宗教与通俗文化关系密切。一方面,宗教的巨大影响涵括了通俗文化的各种形态,另一方面,宗教借助通俗文化扩大影响,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宗教中的通俗文化成分淡化了宗教的神学理论,使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广泛而不深刻,虔敬与世俗并存依然是美国宗教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犹太—基督教是美国的主流宗教信仰,是美国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源泉,通俗文化中被神化的偶像是美国民族文化的象征。宗教与通俗文化间的冲突和对话折射出美国社会固有的种族和宗教矛盾。     

利玛窦与儒学的会通和冲突

利玛窦为了传教,一方面极力地在“天主”、“上帝”与“天”,“人性论”与“仁义道德”诸方面将基督教与儒学进行揉合和会通;另一方面又无法去摸平相互间的冲突。尽管会通和冲突并存,但利氏成功地开创了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对话的先河。它昭示着我们对待异质文化的最好办法和最有利的态度是“君子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