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援助对我国律师职业伦理的促进

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不仅仅是一项善举,更是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律师义务。在律师职业伦理面临困境,律师的社会评价受到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律师通过提供法律援助可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改善自身形象。但是法律援助的有效运行不是依靠法规对律师职业伦理几句原则性的规定就能够实现的。必须完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指导、监督机制及激励机制,才能实现律师职业伦理发展与法律援助实施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

政府主导下的“政府责任、律师义务、社会参与”构成了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推动了我国法律援助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然而,实证研究显示,该模式还存在明显不足：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增加无法突破公共服务的成本限制;法律服务市场逐利性与法律援助公益性的矛盾使律师免费法律服务的资源输入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政府对法律援助大包大揽,导致了法律援助行政效率低下、供给结构失衡、社会参与不足。以上缺陷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始终无法摆脱供需矛盾的约束：供给无法满足需求,且供给质量不高。围绕“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提高援助质量”的改革目标,应当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转变为国家责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的法律援助新模式。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中的若干问题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司法救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推进了值班律师工作,但是并不能有效促进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工作的实质化。目前对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值班律师讯问时在场的理论分析及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值班律师作用发挥的限制,都是阻碍值班律师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法律援助制度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面临着诸多问题,要充分发挥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来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以及扩大法律援助的服务范围,从而实现法律援助主体的多元化。     

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态势及其构建

二战以后,各国普遍建立了为经济困难者提供法律帮助为核心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的制度化是国际潮流.本文简要分析法律援助域外的改革取向,然后从法律援助制度本身出发,分析了法律援助基金、政府、律师、受援人的定位和权益界定,从而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提出了构建对策.     

健全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为切实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的审判”提供了保证,但从实践上看,这项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为此,应借鉴国外法律援助的经验,完善法律援助的立法,确立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主体和多元实施主体,建立规范的运作管理程序,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从"可见"的制度到"可靠"的救济——法律传播视野下的一种解读

笔者认为法律援助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法律传播活动,本文从两个维度分析了它的法律传播特征,一是行为层面上的法律援助活动,是法律信息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二是制度层面上的法律援助,是政府面对全体公民的法律理念传播活动.此外,本文还就法律援助如何从理念传播进展到行为传播,从可见的制度提升为可靠的救济,真正惠及广大社会弱势群体展开了探讨.     

技术不确定性下算法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推动了传统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传统新闻业同样在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随着新闻信息过载的不断加剧,由大数据衍生出的算法推荐新闻迅速崛起,算法信任、数据优势与新闻媒介的数字化客观上为算法推荐新闻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毋庸置疑,算法推荐新闻对于实现新闻准确分发、增强新闻受众黏性具有重要意义,智慧化、瞬时性的算法推荐新闻具有精准、高效、个性化优势,但同时算法作为一种复杂性、不确定性技术,带来了多层面、多环节、多领域的风险挑战和制度掣肘,算法推荐新闻同样引发了"算法黑箱" "算法偏差" "技术霸权""责任缺口"与"信息泄露"等多种伦理风险。当前,学界对于算法推荐技术本身是否真的成熟,以及算法推荐新闻可能引发的伦理危机研判明显不足。对此,从技术不确定性理论所内嵌的技术本身不确定性、技术认知不确定性与技术制度不确定性三个向度,可以为算法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提供适当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厘清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发生的根源,可将其归纳为技术本身不确定性向度的数学洗脑与主体性缺失、技术认知不确定性向度的能力不足与底线失守以及技术制度不确定性向度的法律规范与伦理体系的不完善。具言之,算法推荐新闻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已有伦理形态与法律规范逐渐无法有效规制其伦理风险,亟需建构专业化、制度化的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规制体系。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应当奉行何种原则是规制路径建构的前提性、方向性议题,分析认为技术不确定性下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需坚持新闻透明原则、价值中立原则和德法共治原则。当然,随着算法推荐技术、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不断进化,新闻透明原则亦需与时俱进,对算法推荐新闻的新兴伦理风险予以有效规制,新闻从业者、算法推荐新闻分发平台等要坚持以价值中立原则为指导,强化算法推荐新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并在德法共治原则指导下明确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范式。从以上原则出发,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伦理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建构,即在技术本身不确定性向度加强算法公开与算法解释权、数据权利等保障,在技术认知不确定性向度推动新闻从业者计算思维的培养及伦理约束,在技术制度不确定性向度采取伦理结构化与法律问责等规制对策。     

论法律援助经费制度体系建设

法律援助经费是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保障。法律援助经费制度体系的重点工作是科学界定法律援助经费的概念和定义、明确法律援助各项经费的开支使用比例、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经费监督管理制度等。文章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在认真查找目前法律援助经费拨付、管理监督、开支使用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深入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根据财权与财政相匹配原则,从制度体系建设层面对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进行了初步探索。     

对法律援助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正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符合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于1994年初萌芽,经过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在法律上确认,至2003年9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而正式建立。目前,这一新兴法律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有机     

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理路与司法救济进路

环境公私协作通过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引入责任共担、风险分担、互利互倚的合作契约机制的建立,旨在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治理以及增进环境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它体现了环境行政从传统的监督管理行政到契约行政的法理拓展与机制创新.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环境公益目标导向下的行政契约,并具有公法性和私法性并存、行政目的性和契约合意性兼具的特点.依据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中契约合意与行政权力优位顺序的差异以及所占比重的不同,可将其类型化为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司法救济是环境公私协作法治化、规范化不可或缺的环节,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以传统的民事诉讼为主要司法救济途径,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的司法救济,则可根据具体纠纷起因而选择适用行政诉讼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此外,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追求的环境保护公益目标,也为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救济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必要性基础.     

律师独立的实现保障

律师独立实现的保障主要体现为职业特权的国家赋予、行业自治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同等三个方面。职业特权的国家赋予集中表现为社会法律服务资源垄断和律师执业豁免;而行业规范自主制定、职业资格自主授予与行业惩戒自主实施构成了行业自治的主要内容;当然律师的独立性实现也离不开包括法官、检察官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同。     

功能整合与法益衡平:美国矿区土地复垦立法的理念启示

我国土地复垦与美国矿区土地复垦在行为宗旨与方式上基本趋同,各自的复垦理念亦存在一定的互通与共性.美国矿区土地复垦立法凸显了一种涵摄自然环境要素平衡化与人文环境利益调适化的生态衡平复垦理念.可借鉴其有益经验,尝试厘清我国土地复垦立法在复垦理念面向的规范完善进路.应当基于自然环境要素平衡化理念,推动我国所涉整体生态效益规范和局部环境要素规范的平衡化功能整合;应当基于人文环境利益调适化理念,促进我国所涉社会公共利益规范和公民个体利益规范的调适化法益衡平.     

近代自然法观念对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价值导引

近代自然法观念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取向引导.生态福利,指为满足居民生存与发展需要,由政府以公共服务形式向居民提供的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社会福利.衡平生态利益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需求,生态福利共享为其终极价值需求.生态福利法律制度与近代自然法观念在价值始点、价值中介和价值目标维度相契合.按照近代自然法“理性观”“自然权利观”“社会契约论”的导引,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应依循理性,以权利共享为基础,以生态福利公平分享为依归,并由政府主导生态福利分配.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检视

近10余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皆对公益诉讼这个命题关注有加,尤其是对行政公诉,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行政公诉机制.但是,中国的检察机关从权力性质上讲是司法机关,从功能定位上说是宪法所专门规设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置法治语境于不顾,强行赋予检察机关以不符宪法定位的公益诉讼人身份,不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滥诉风险,而且由此带入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还会引发诉讼本身的异变,继而生成一系列不利于公益保护的负面效应.然而这并非检察机关刻意为之,归根到底还是法律监督疲软无力的问题.所以,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良好实施还需回到原点,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及其运行架构.     

构建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契约式大学生管理模式体现了依法治校和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这一模式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明确高校与大学生的教育契约法律关系,进而区分契约关系中的行政契约和民事契约属性,区别运用不同的契约形式,重视大学生管理中的非契约因素;在实践层面要营造运行环境,科学制定契约,完善相应机制,防范契约失灵。     

论基金会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虽然中国法律规范对基金会信息公开作了全面且细致的规定,但因信息不透明而引发的基金会负面新闻依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基金会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仍然存在强制公开的信息范围过窄、法律责任体系不完善、法律条文过于粗疏、信息披露程度低、信息公开方式不合理、披露效果差等问题.提高基金会透明度及公信力,应当从完善信息公开方式、构建信息公开网络平台、明确信息公开范围及程度、制定信息公开标准、建立基金会信息强制公开规则、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以及改革双重监管体制等方面入手.     

普通法系程序观念探源

英美法系有着源远流长的正当程序观念。一方面,实体结果公正必须经由公正程序获得,程序的公正决定了实体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程序并不是追求绝对的真理或正确,承认经由公正程序产生的实体结果并不一定总是正确,宁可牺牲个案的正义以维护整体的制度性正义。英美程序观念在哲学思想上受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相信科学方法的力量,强调程序的工具理性,排斥唯理主义的绝对真理观。我国并无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司法领域坚持客观真理观,主张不拘泥于固定方法,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追求司法实质正义。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强制辩护制度的构建——以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为视角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律援助缺位、辩护权行使难度大、辩护意见不受重视、法律规定粗疏且操作性差等，亟待加以完善。以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为契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主要路径在于建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强制辩护制度，加快强制辩护的法律修订，以明确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裁判文书说理的要求、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异议权利的行使等事项，并提供相关可操作性诉讼规则指引。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