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分配变化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对策

近20多年来农民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说明:现阶段农民收入分配变化是影响其消费行为的主导因素;农民收入分配变化决定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农民收入过低、增长慢且波动大将极大地制约农民消费;农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同样严重地抑制着农民消费。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必须认真做好。     

当前农民经济弱势的凸现与解脱

当前,相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农民的经济弱势日益凸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城乡产业结构不优、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农村社会支持残缺、农民综合素质欠佳等因素所致。欲求得农民经济弱势之解脱,必须做到:优化城乡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空间;矫正收入分配格局,启动以工哺农机制;健全社会支持网络,加大扶持救助力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地分配中的权力因素

民国时期,在农村土地分配过程中存在着不公正现象。权力资本雄厚的地主,更容易获得土地兼并的机会。地主与强权人士结成利益同盟。丧失权力保护的农民不得不忍受超经济剥削。交纳赋税表面上是经济剥削,深层次上呈现的是权力的胁迫。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一种固化的人身依附。地权分配是社会权力关系网中的重要一环。只有使农民具有真正平等的身份,才能防止按权分配的等级分化再度猖獗。     

土地征用制度对我国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分析

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是农民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农民家庭及子孙后代长远的生产发展权和生活福利权,是涉及诸多关系与矛盾的综合性制度和政策问题。以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对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揭示现行制度下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受侵害的症结,认为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是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受损的直接原因。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土地制度与贫富分化

土地制度作为我国农村基本制度的核心,其运行对农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尤以土地征用的制度影响最为显著.文章在回顾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以及土地征用历程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透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尝试性地对土地征用制度与城乡贫富分化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以揭示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土地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是造成农村与城市地区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直接原因.     

解放农民与"共同富裕"制度化--邓小平百年诞辰感言2004"一号文件"

国民收入中“弱势群体”农民的初次分配很差 ,再分配当然更差 ,遑论“三次分配”。不合理的税赋加重了农民负担 ,户口、农地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流动 ,成为“三农问题”的制度症结。局限在“三农”圈子论“三农” ,中国不可能出现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和谐。“解放农民” ,减少农民 ,以制度化形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 ,将是 2 1世纪中国最英明的抉择     

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地使用权流转关系研究——从农地功能的角度

转型经济的突出特征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日趋深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多元化。土地历来是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与生存保证，当前农地主要具有经济与社会保障双重功能。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从农地功能的角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劳动力转移和农地使用权流转之间的内在关系。     

必须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农业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不断下降的条件下如何促进农民普遍性的、持续的增收。从分配理论的角度来看,农业萎缩与农民增收是一个难以协调的二律背反问题。一是贡献少收入少,这是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二是产业增长慢收入增长就慢,这是不同产业问收入分配的原则;三是收入的增长率一般要低于经济的增长率,这是国民财富分配的一般性原则。因此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要保证农民普遍性的、持续增收,保证农民与其他居民     

中国农民的最少受惠者地位及其政策根源——兼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正义性

在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社会分配正义的实现依系于对最少受惠者利益的增进与保障。而在中国,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看,农民都是当下社会中最庞大的最少受惠者群体。中国农民最少受惠者地位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策根源,与国家对农民收入和财富、自由和机会等社会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直接相关。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恰恰旨在改善我国农民的最少受惠者地位,促进社会分配正义的回归,具有鲜明的价值正义性,有利于保持整体社会的良性发展态势。     

福建安溪茶农闲暇生活及其质量实证分析

“三农”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素质和减负问题方面,较少论及农民的闲暇生活。选取茶农这一特殊的群体,从闲暇时间分配、闲暇活动情况以及茶农对待闲暇的心态入手,揭示福建安溪茶农闲暇生活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农闲闲暇活动内容的单调性以及茶农对闲暇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等特征。必须适当地改变茶农闲暇时间的分配;努力丰富茶农闲暇生活内容;有效地改善闲暇生活资源,积极投入农村的闲暇设施建设以及有意识地培养茶农正确的闲暇观,改变茶农现有的闲暇观念,以提高福建茶农闲暇生活质量。     

惠农政策知晓度及基层执行满意度研究——基于农民视角及云南、河南省的调查

采用问卷方式就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度与基层组织政策执行力的满意度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率较高,但缺乏深入了解。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单一的政策传播渠道等因素影响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政策执行力的满意度总体上居于中等水平。因此,应采取加大宣传力度,放大惠农政策效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和新农村辅导员的作用;保证惠农政策信息传播的客观全面等措施提高农民的政策知晓度。同时通过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干部进行严格选拔;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加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提高基层行政能力等途径提高农民对基层组织政策执行力的满意度。     

社会保障中的法律正义观及其实现

正义是衡量法律善恶的标准,法律主要通过分配权利的方式来确立正义,体现正义的基本要求。社会保障是对社会劳动成果的再分配,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减压阀,暗合法律正义的基本精神。中国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农民一种歧视性的待遇,不符合宪法的相关规定,农村社会保障层次低,主要依靠生育儿女养老,国家生育政策难获认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赋予农民完整的公民权,实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法律正义的要求。     

农民传媒资源分配不公问题研究

农民阶层与其它阶层在媒体资源分配上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其它阶层对媒介资源占有的"挤出效应"使农民阶层在传播领域中仍是弱势群体。本文分析了造成媒介资源在各阶层间分配不公的原因,认为传媒市场改革后,媒体追求经济利益、媒体从业人员的精英结盟和政府的政策偏向是产生传媒歧视的外因,而农民自身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低下是重要的内因。在内外因共同的作用下,导致了媒体提供的公共服务却不是普遍服务。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善传媒分配不公的相应对策。     

毛泽东对中国富农阶层的认识及策略思想的演变

在多年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从理论上对中国富农阶层的阶级属性及特征进行了剖析,并据此提出了"我们必须自觉的向富农让步","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的策略思想.建国之初,这一思想得到了延续.然而,一场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消灭富农剥削"成为现实.看似突兀的转变隐含着的却是一种必然的走向.     

政策非中性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矫正收入分配中的市场失灵。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整体制度缺失，虽然是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主导因素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小农经济。但在市场经济改革全面开展的今天，政府公共政策的非中性却成为影响农村社会保障的关键因素。因此，应该从健全农民利益的表达机制和公共政策的动态平衡性等方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     

完善利益分配机制促进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我国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加速器。要加快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增强农产品入世后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必须进一步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 ,使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各类中介组织和千家万户的农牧民都获得合理的平均利润。为此 ,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 ,不断使农牧民增收 ,才能促进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变迁轨迹及其逻辑——以农民土地权利变化为中心的考察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土地权利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政治认同感在各个时期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民的政治认同经历了4个阶段,即土地改革与农民政治认同的生发阶段、＂集体化＂及＂人民公社＂时期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变奏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再生阶段、市场经济要素的嵌入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阶段;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有其内在逻辑,即改革开放之前,土地权利变动影响农民的生存诉求,从而影响着农民的政治认同感,改革开放之后,土地权利的变动影响着农民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进而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感。由此提出,应当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加强农民组织化程度和谈判地位、规范土地市场秩序3个角度,保障农民土地权利,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感。     

正确处理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贫富层次分明并正在加速分化，收入差距的起点低，不公平色彩浓。文章对“先富”政策进行了反思，建议采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收入分配政策，并加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实行一系列安抚农民和城镇贫困阶层的政策措施。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

苏南土改对富农问题的政策根据是中共中央有关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同时又针对了苏南的具体情况。苏南富农在土地改革前每人平均占有和使用的土地为当地平均数的两倍以上,他们以自己耕种、雇工耕种、出租等方式经营土地。苏南富农对待土地改革的心态是极为复杂的,拥护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苏南各地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保留了一般富农的出租土地,对富农的佃入土地抽动较大,对富农的其他财产全部保留。苏南在处理富农问题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对富农乱斗乱打和提升富农阶级成分等过左行为,但很快得到纠正。苏南富农在土地改革后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仍为当地平均数的两倍以上,苏南是中国大陆保存富农经济最成功的地区。富农经济的完整保存为此后苏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