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化背景下管理者自信对实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

经济金融化加速形成过程中实业投资率稳健下降引起社会的普遍焦虑,但该谜题尚未真正破解.本文构建包括7个维度的管理者自信评价体系,并采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管理者自信影响实业投资行为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整体而言,管理者自信抑制企业的实业投资.但是,适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进行实业投资,而管理者的过度谨慎与过度自信将削弱实业投资意愿,导致管理者自信与实业投资呈现出"倒U型"关系.     

金融波动加剧会抑制投资吗?——兼论国有企业占比的作用

基于我国29个省市1979—2012年数据对金融波动和投资率之间关系以及国企占比对两者关系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表明:金融波动加剧不利于投资,这是因为投资存在不可逆性,投资项目的运行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金融波动性增大会加大投资项目的经营风险,进而导致企业在金融波动加剧时投资意愿下降;国企占比越高,金融波动性与投资率之间越偏向于正相关,这是因为金融波动性变化时,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存在差异,国企由于具有政府隐性担保以及规模优势,受到金融波动的影响较小,国企占比越高,金融波动对投资率的抑制效应越弱。本研究为"金融—实体经济"关系存在性提供了支持,因此,保持金融波动的平稳以及保持一定投资水平均是"稳中求进"的应有之意。     

金融深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高技术企业为样本,考察金融深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高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存在非线性关系,当融资约束程度很高时,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当融资约束程度降到某一临界值后,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金融深化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促进高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相对于高技术制造业,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对于其研发投资活动的制约性更为显著,且金融深化对其缓解作用也更明显。     

金融中介、代理投资与资产泡沫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通过机构投资者等金融中介的代理投资间接参与金融市场。投资者和金融中介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转嫁倾向使得金融中介的投资决策并不总是以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本文通过模型分析,证明了金融中介的风险转移倾向容易导致风险资产的均衡价格偏离其基础价值,引起资产泡沫的产生。     

趋同与差异:中日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与对策

家庭金融投资的目的在于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变迁极大地对动了中国和日本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趋同.然而,面临相似的风险,中国和日本应对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策略却有所不同,日本政府、金融中介和投资家庭的互动更加有效地保障了日本家庭金融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杠杆调节、投资转移与脱实向虚的挤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实体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宽松政策和杠杆激励都没有显著改善投资状况。本文在杠杆紧缩约束下,从企业投资转移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使用2007年至2016年A股3000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杠杆紧缩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实业投资率不仅存在替代效应,在杠杆紧缩状态下,非金融企业更多地会因流动性短缺、规避风险等因素主动选择实体投资转移而提高金融投资率,由此导致非金融企业投资出现"脱实向虚"现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资金严重不足、风险担保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现象突出等。商业性金融应加深银企合作,充分发挥资金融通作用;商业性保险机构应创新保险品种,改进投资保险服务;金融中介应提供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咨询;政策性金融企业应增加资本供应量,扩大示范效应,发挥特殊支持作用。     

改革和发展的"递进性"与投资的地区转移

改革的"递进性"和发展的"递进性"在形式上存在同一性的特征,从内在关联性看则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企业投资决策是转型时期改革和发展的"递进性"特点的内园.改革形成的特定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的投资预期,这种不确定性增大了企业的投资风险,这种风险将因为改革和发展的预期回报的高水平得以补偿.中国经济的递进性的模式将因为投资的地区转移,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逐步消除.     

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规避

银行是经营特殊商品——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特殊企业,它所从事的是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金融服务业务。银行经营对象和经营业务的特殊性以及高负债性决定了其外部性最大,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般的企业,对政治风险也更加敏感。防范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应深入分析东道国的类别和投资环境,与东道国签订保证协定,建立政治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重点防范和化解政局变动带来的政治风险。     

后危机时代我国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防范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大力推进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变化,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我国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国民投资行为不规范、个人承担风险能力较弱等因素的影响,家庭金融投资无疑具有较高的风险,存在较多问题.结合后危机时代背景,针对我国家庭金融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思路和对策.     

防范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几点措施

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对于国外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国内企业对人才还不太重视.目前人力资源管理中有着很多新的思想在发展,人力资源管理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人力资本投资是关系企业成败的重大决策,因此人力资源投资的风险应在每一步做好风险防范.     

大庆市境外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大庆地区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不断扩宽,"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有力地带动了大庆地区涉外经济的发展。但调查发现,境外投资企业面临资金汇划风险、投资地区政治经济不明朗等风险,机遇与挑战并存,亟待相关政策支持。     

引导企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投资主体

影响企业成为西部大开发投资主体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西部大开发不可能长期依靠财政和国债资金支撑,政府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效益最终要靠企业投资跟进及产业发展来体现.由于政府的目的与企业投资区域的选择二者之间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因而要使企业积极向政府引导的地区投资,政府必须使该地区的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之比高于其它地区.能否有效地引导企业投资,是决定西部大开发成功的关键,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中国海外投资利益、风险与保护状况分析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海外投资利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呈现出投资地域和投资产业风险高,企业国际投资经验少、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等特点。尽管我国政府在制度、机构建设,投资服务、人员安全等方面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仍然存在应进一步明确海外投资战略规划、海外投资法律制度残缺、保护主体单一、政府和企业缺乏有效配合机制等问题。     

企业创新项目的投资平衡控制——基于马尔科夫链的零基预算

企业的创新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通过马尔科夫链将风险因素引入零基预算编制,并结合创新的特点,作出优化选择,使零基预算在创新预算编制中弥补传统预算的不足,提高了创新项目投资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对企业加强创新投资管理、提高创新效率,具有积极的意义.合理评估企业技术创新每一个阶段的投资预算,既能保证技术创新的资金供给,又能避免企业陷入投资的无底洞;马尔科夫链与零基预算的集成,对创新过程的风险、总量、效益和效率等因素进行综合平衡,使预算具备了计划、控制、评估的综合功能,克服了我国企业长期沿用的"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式中的不足,使预算控制更加合理和科学.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

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日趋活跃.由于东盟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等,给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企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和规避在东盟各国的投资风险.     

基础设施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外商投资企业在决定投资区位选择时,不仅仅要看重投资所在国劳动力的廉价和税收政策的优惠,而且要重视投资国的总体竞争能力,其中就包括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文章在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实际数据,针对基础设施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FDI)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得出基础设施投资与FDl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并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基础设施投资与FDI关系的几点建议.     

民办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与规避

民办高等学校的产权关系不明晰、投资合理回报的不确定性、外部政策和同业竞争环境造成民办高等教育投资的政策性风险,民办高等教育的投资还存在着资金运作风险.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规避民办高等教育的投资风险,实现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和投资效益.     

国外负债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综述

文章以负债期限结构为研究视角，对负债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对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实践，对负债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企业体制与投资秩序

本文将投资秩序理解为特定企业体制下的企业投资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运行规则和实施程序。文章认为 ,企业体制与投资秩序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 ,企业体制变动会改变企业原有的投资秩序 ,而投资秩序的改变会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行为。以投资活动而言 ,企业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同 ,经理阶层的有限理性发挥程度、处理信息和环境不确定性的程度也不相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以制度安排和路径依赖为分析框架 ,针对我国现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股份制 ,分析了企业体制与投资秩序在总体格局上所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