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本文终点分析了汉语诗歌中特有的声音现象—— 平仄和句逗的音乐功能。汉 语抽象音调的发现以及汉语诗歌中平仄系统的建立，正式宣告了诗歌声音过程作为一种音乐 性声音的独立，具体的诗歌语言和抽象的音乐形式相分离；而句逗同时是语音单位和语义单 位，它既是汉语诗歌在音乐形式中实现语义的直接关联的契机，同时也是语音与语义间接关 联的体现者。因而，句逗是音乐通向诗歌的途径。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何勤华本文对汉语“法学”一词在古代中国、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汉语“法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但多用为“律学”，且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有着重大区别；现代意义上的汉语...     

试论“词无达诂”

从广义说来，凡文学艺术诸如诗歌、绘画、戏剧、音乐等等，都应该是“无达信”的。“无达估”，实际涉及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本质问题，古今中外皆然；西方不是有～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吗？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一种，它是最纯粹的抒情诗。从某种角度讲，词与抒情诗的原理是一致的。“词无达信”虽与“诗元达访”两者同一原理；但是，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毕竟有别于一般诗歌，具有自己特点。最早明确提出词有别于诗的是李清照。她在《词论》一文中以音乐性和文学性两方面着眼，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一著名论断。能以简洁的语言，…     

经典与民间文化:重新审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

过去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忽视了诗歌发展中作为文学文本的“诗”与作为音乐形式的“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以脱离了音乐独立发展文学形式为基本趋势,而是在文学性的独立发展与向音乐性的回归这两极的振荡中前进的。     

诗歌形式的"立"与"破":传统文体构建意义与现代艺术创新诉求

诗歌的形式特征是其音乐性特征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体现。传统诗歌确立形式规范的最大意义在于“文体构建”，即将诗歌和其他文体区别开来，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而为诗歌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初，由庞德发起的意象主义运动打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规范，为诗人赋予了更多的创作自由，以便创造出更为优秀的诗歌作品。事实证明，现代诗歌的自由形式依然能够创造出诗性的音乐美，而且是与传统不同的、比传统更为丰富的音乐美。不过，尽管现代诗歌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规范，然而它根本上还是在传统诗歌所开创的“诗歌”这一文体领域存在并进行创新的。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及其成因初探

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美形成的深层原因并非学界历来认为的汉语的单音节结构和四声特点 ,而是由汉语的生成机制———象声表意所预设铸就了的 ,即汉语的词音特征与词语所指称的对象的自然音韵之间具有一种象拟的关系。这不仅使中国古典诗歌具有了一种“天籁”般音韵美的特征 ,而且使人们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 ,即使脱离诗歌语词概念意义的导引 ,也可以获得对全诗情景韵味的总体把握。     

从英汉诗歌节奏及音韵对比看中西文化差异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凝练而具有音乐关的语言形式.英语诗歌的节奏主要是靠声音的轻重来体现,而汉语诗歌的节奏则主要是靠音调及声音长度来体现,轻重之分并不明显.其次,英语诗歌的抑扬变化丰富,生动而有个性;汉语诗歌的平仄则比较整齐而有规律.英汉诗歌的节奏与音韵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体现.对于这种差异,我们应做更深一步的挖掘,从而为跨文化交际学、对比语言学等提供更为丰富的语料.     

论敦煌歌辞与词的源流

词是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的文学形式,它的产生是由于按曲歌唱而“依声填词”的需要。在我国文学史上,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以其特有的音乐美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赢得了人们的衷心喜爱。今天,为了更好地批判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我们进一步廓清词的源流与发展问题,则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那么,词究竟是何时产生的,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发展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学者们已发挥了不少议论;直至目前为止,文学史研究者们的说法尚不一致;甚或     

词乐关系新论

“唐宋词”是唐宋时“曲子”这一音乐艺术形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以文案形式流传至今的“唐宋词”,是当时词曲一体的曲牌体声乐作品中的歌词。唐五代时,文人往往称“词”为“曲子词”,或简称为“曲子”。至宋代,词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曲子词”有了不同的称谓,如“诗余”“长短句”“乐府”“乐章”“琴趣”“笛谱”等,有的干脆将其简称为“词”。这些称谓,有的是词人对“曲子词”来源、性质的一种认识,有的则为词人的一时之兴。但是,曲子词是一种声乐艺术,其词体由音乐所规范,在唐宋是无疑的。所以,若从明确性质的角度出发,用“曲子词…     

词与乐之关系及其嬗变

词与乐之关系及其嬗变周学明同和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刘熙载指出的“词，声学也”（《艺概·词曲江》），很恰当地说明了这种关系。词和音乐的关系，不能仅仅把词看作一种“乐田”，是能够歌唱的。古代的诗歌，有的也是能够被之管弦、咏之歌喉的，如《诗经》、乐府等...     

古典诗歌声律美及其现代价值的探索——兼评孟祥鲁著《中国诗歌声律学》

<正> 孟祥鲁先生在大学中文系除讲授古代汉语基础课外,还开设中国诗歌声律学专题课程.《中国诗歌声律学》(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孟先生积多年教学和研究心得,精心撰著而成。该书内容分绪论、中国诗歌的基本声律技巧(上、下)、古体诗的声律、近体诗的声律、词的声律及曲的声律等七章。对古典诗歌声律美的综合论述,尤其是对古典诗歌声律学的现代价值的探索,构成孟先生此书的鲜明特色。历来关于古典诗歌声律的论著,率多分别论述诗、词、曲的声律,着意于使读者认识诗、词、曲的不同的声律特性及格式。孟先生则认为:1、诗、词、曲除原本依据的音乐的差别外,其声律的原理其实相通;2、不仅古典的诗、词、曲的声律有其相通的共性,而且现代的新诗因仍是汉语的诗歌,其声律形式也仍然能从古典诗歌声律中获得滋养。基于这种认识,孟先生撰著的《中国诗歌声律学》一书,就不仅表述了他对于祖国古典诗歌声律问题的深入研究的心得,而且表现了他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而研究古典诗歌声律学的明确的宗旨。     

论汉语的“韵律词”

本文根据当代韵律构词法的理论,提出汉语“韵律词”的概念及其在构词法中的重要地位。首先讨论什么是韵律词以及它们在汉语中的不同的表现形式,然后分析韵律词产生的主要过程及其对复合词的影响和控制,提出汉语的复合词必须首先是一个韵律词,因此汉语复合词的“形式标记”就是该语言韵律系统中的“音步”模式。     

当代诗歌与传奇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古代,名间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越是古远,诗歌要素中的神话比重越大,传奇性也就越强,中外概莫能外。我国的《诗经》中,就大量载有“是矣上帝”、“后稷肇祀”之类关于先祖创世的神话传说。《楚辞》也是“奇文郁起”,展示的大多是诗人幻思中的神话世界,“惊采绝艳”,令人目不暇接。汉代以后,以汉乐府为先导,产生出一种“游仙诗”,一直为历代诗人所效仿,至今仍在锦延。唐代以后,“传奇”一词虽为小说、杂剧等所专有,但其作为一种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手法,已被一代一代诗人承继下来,并且继续在当代诗歌中焕发出艺术光彩。当代诗歌中所承纳的传奇性与古代诗歌的神话要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已完全摆脱了对神灵及神化英雄的崇奉心理,转而立足于诗美创造和情感表达。当代诗歌与传奇的密切关系,大体表现在题材与手法两个方面。     

闲情逸致: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政治意蕴

“闲情逸致”是中国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之一,“闲情逸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标志着文人对社会政治的某种疏离,也标志着他们在精神上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诗歌与书法功能的演变最突出地表征着文人趣味的形成过程.诗歌原本产生于原始巫术与宗教,是古人沟通“天人”的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后来诗歌功能开始泛化为君臣之间、卿大夫之间的交流方式,总之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显现.在主流话语中,直至东汉中期以后,诗歌才渐渐成为表达个人情趣的手段.书法原本完全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也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才渐渐获得欣赏的功能,成为文人个性和才能的表现形式.诗歌和书法功能的这一演变过程与文人趣味形成的过程,因而也与文人身份形成的过程是同步的.诗歌和书法成为表达“闲情逸致”的艺术形式也就表明了文人趣味的形成并获得合法性.     

从"意象"到"象征":3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拓展--以废名、卞之琳、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为例

从汉语诗学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30年代的诗学理论侧重于主“智”,主“智”的诗学强调创作主体对于其对象的自主性“构建”活动,它可以人为地通过对语词的排列、组合或中断、省略,来营造一种需要智力活动参与的诗学形态与氛围,以使接受者通过对这一特定形态与氛围的智力性“赏玩”来“体味”其间的奥妙。主“智”的诗学携带着汉语诗学浓郁的文人传统,这就形成了一种力求使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能进一步趋于“融和”的发展路向,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汉语诗歌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发展形态。     

词文体的演进和新诗形的诞生

词文体离新诗最近，其“弱德之美”蕴涵着问题意识和批判力，其独立于集体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精神和原始的民间品格吻合了现代艺术所期待的“体”，“长短句”、“自度曲”与新诗的形式和创作理念遥相呼应，其脱胎于音乐和格律诗的形式原则包含着我们民族诗学乐感的精髓。当代旧体词现代性的发育正促进着使新诗区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民族诗形”的诞生，诗体多元化是诗歌发展的历史真相。也是现实选择。     

宋诗不歌

配乐之词称为诗，或称为歌诗、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入乐歌唱，诗有可歌与不可歌者。歌诗依附于“乐”，“乐”一直在流变，歌诗形式必变。仿古诗歌不谐时乐，沦为徒诗。宋诗不在音乐文学史之列，宋人歌词不歌诗；宋代音乐的体制、宋诗所承袭的唐诗格律形式、宋诗的性质限制宋诗入乐。所以宋诗不可歌。     

词,是音乐文学——《唐五代北宋词史》引言之一

文章从词史的角度论证了词的音乐属性。词的起源与音乐有着难以分离的紧密关系，历代词人评家赋予词以众多的“芳名”、别号，莫不与音乐相关。中国诗乐结合的传统，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词的产生是中国诗乐结合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产物。诗乐结合的第三阶段是燕乐。唐代是燕乐的繁盛期，燕乐形成的同时也在孕育着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从“选词以配乐”到“由乐以定辞”，中间又跨越了相当长的历史时空。字句齐整的五、七言诗入乐，难以与流行的乐曲在节奏与旋律上配合得完美无间。乐曲愈发展，诗乐之间的矛盾便愈加突出。曲辞从五、七言之齐言走向杂言势在必行。长短句歌词的出现是必然的。正是音乐，新兴的燕乐催化了词这一诗体形式的诞生，而词这种长短句歌词最好地反映千变万化的音乐旋律节奏     

汉语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泛化源头略说——以李大钊1919年后一些文本为考察对象

最早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译介到中国的是陈溥贤和李大钊。由于他们都以日本学者河上肇所译用的“意识形态”一词作为依据，所以，事实上都是以“意识形态”一词来指称今天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同样，如今通常认为与“意识形态”意义大致相当的另一个术语“观念（的）形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那里，却是被当作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概念的同义语来使用的。换言之，在“五四”以后一段时期，“意识形态”一词所指的是“社会意识形式”，而“观念（的）形态”一词往往指的是“上层建筑”。这是汉语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泛化的最初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