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河务职权关系及其演变

清代为治理黄、运两河专设河道总督,但是,河道总督与两江总督以及河南、山东巡抚等地方督抚职权存在重叠,客观上形成了清代河务的复杂管理体制。清初,河道总督专理河务,地方督抚有兼管之名,而权力较小。雍正以降,地方督抚在河务中的权力增大,甚至一度凌驾于河道总督之上。嘉道时期,治河难度加大,官员动辄得咎,双方互相推责。这种职权体制的存在对清代河务产生了消极影响。     

清朝官制拾零(二)

清朝设官,不是一刀齐的。比如,一般说一省设一巡抚,二三省设一总督,其实不尽然,如直隶、四川都没有巡抚,却各设总督一人。山东山西上面并无总督。山东济宁有河道总督,江苏淮安有漕运总督,东三省以前各设将军一人,管理地方,清末才改设督抚。福建在台湾道改省后,撤去福建巡抚,改设台湾巡抚。湖北、武昌和广东、广州都既有总督,又有巡抚,即所谓督抚同城。广州还有将军,将军是管辖当地旗兵的,但地位最崇高。曾国藩攻太平天国,打下南京,向北京清廷告捷的奏折,系由荆州将军官文领衔,曾国藩并不列在第一名。     

督抚互参案与张伯行的悲剧

张伯行1652———1725是清朝康熙时期的著名清官。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历任山东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总督仓场侍郎。雍正元年1723更被擢升为吏部尚书。有清一代以名臣身份从祀孔庙者仅三人,而张伯行便是其中之一另两人分别是汤斌,陆陇其)①。康熙五十年1711,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曾与两江总督噶礼互相弹劾,闹出了一场持续年余的官司,这就是当时轰动朝野的督抚互参案。由于康熙皇帝的裁决,督抚互参案最终是以“张伯行革职留任,噶礼革职”而告终结的,江苏士子还因此发出了“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②的雀跃之呼。许…     

戊戌维新与对督抚制度的新思维

在戊戌变法的政治过程中，1898年8月30日，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和东河总督被裁撤，从表面看来，理由是裁减冗官与督抚同城等。但是，这个改革运动在9月被镇压以后，跟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命运一样，11月1日，上述三个巡抚都被重新设立了。理由就是“三省巡抚均著悉仍旧制，毋庸裁并”。在此可以看出，旧制强大的生命力。不过，戊戌的新思维，没有完全散失。因为，在清末最后的改革过程当中，这些巡抚与东河总督都又被裁撤了。这些措施明确证明了1898年的裁撤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合理性，要不然怎么能过几年重新再采取同样的措施呢？因为资料的限制，1898年巡抚被裁撤的有记载的理由并不复杂，但是该理由的思维背景可能是更深刻并值得研究。本文把督抚制度的长期演变过程也包括在思考之内，对戊戌变法期间与此后的督抚制度改革的思维背景进行探讨。     

清代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得名的时间与方式

本文通过对五朝《清会典》和相关敕书、关防印文的考察,认为"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最初为简称,分别在乾隆、雍正朝以《清会典》规范的形式而正式得名。此后,"江南江西总督"、"江宁巡抚"的原名仍在敕书或关防印文中使用,同一官缺而有两个正式官名,并延续到晚清。只有在广泛收集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将督抚等官员的官名变化一一理清,才能深入了解清代制度变迁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特点。     

论清末济南、周村、潍县三地开埠

１９０４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奏请，经清政府批准，济南、周村和潍县同时由中国自行辟为商埠。由地方督抚奏请，中国自主开放铁路枢纽地区和内陆经济中心城市，在一省中同时开放包括省城在内三个城市为商埠，这是近代商埠沿革史上的创举，是山东地方当局为防止因德国所修胶济铁路通车后出现德国势力向内陆扩张、中国主权再失的重大举措，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山东主政者通盘筹划山东近代化事业，为推动山东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政策性调整。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考论

陕甘总督是清代常设定制八总督之一,为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掌控西北边防战略基地陕甘两省。因此重要军政地位,自康熙七年起,定山陕督抚专用满员,雍正元年,又改参用蒙古及汉军。相比于其他常设定制总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呈现鲜明的个性特点,因陕甘总督专用满员的规制,满洲出身,特别是上三旗出身的满洲官员成为陕甘总督群体的主体。与清代满汉关系的演变轨迹相一致,陕甘总督群体的结构特征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清前期主用满洲,自嘉庆以降,汉人逐渐增多,至同光时期,湘系将帅基本垄断陕甘总督一职。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既是清代督抚制度发展演变的表征,也是清代满汉关系历史走向的风向标。     

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的转型

在晚清法律制度变革过程中,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的推动者,其角色和作用值得关注。首先,他联合地方督抚,形成影响朝政变革的高层推动力量;其次,举荐精通中西法律和体制的专门人才,从政体构架和法律内容上注入新质;其三,积极推行地方政体改革,率先实行地方自治实验。清末以“预备立宪”为程式的政体改革,很多内容并未能在中央体制层面得以落实,而是借助地方改制实验为样板,以求渐趋推进这一“样板模式”。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对于制度性近代转型的样板价值,是不无意义的,其纳旧入新的渐进性特征,绅官体制的过渡性模式,以及以新代旧的总体性目标等内容,体现着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     

明代广东巡抚与两广总督的设置及其历史地位

明朝政府从正统以来设置广东巡抚，从景泰开始设置两广总督，但终明之世，广东专职巡抚不常设，多以两广总督兼理巡抚。本文就督抚产生的原因、设置情况及其历史地位作些论述。一、广东巡抚明代，巡抚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朱元璋命懿文太子巡抚陕西①，而巡...     

清末“屠官”岑春煊

清末“屠官”岑春煊张华腾岑春渲（１８６１－１９３３），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曾任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大理寺正卿、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四川总督、邮传部尚书等职，是清未政坛上吐咤风云的人物。他在任职...     

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

咸、同之际，由于勇营制度地位的确立，兵权已落入地方督抚之手，并由此导致了政权、财权的连带下移，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清政府中央集权体制被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地位受到很大威胁。为强行解决中央与东南督抚在军费、军制、军械等问题上的矛盾，光绪三十年，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以考求江南制造局移建为由头，奉旨南下，史称“铁良南下”。铁良南下完成了“划一营制”、夺取制造局以及打破了地方督抚对地方财政的垄断等项任务，“东南互保”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却扩张了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势力，形成了影响清末政局甚巨的袁铁之争，最终导致了袁世凯与清廷的决裂。     

赵尔巽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

赵尔巽(1844-1927年),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汉军正蓝旗人.原籍辽宁铁岭,世居山东泰安.署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职,是清末满洲贵族中少有的干才,也是当时比较有见识和作为的封疆大吏.赵尔巽于1903年4月至1904年6月担任湖南巡抚,是清末湖南颇有影响力的巡抚之一.抚湘期间,他励精图治,厉行新政,并把发展教育作为新政的"首务"、"急务"、"第一要务",大力进行书院改制、整顿原有学堂、开办新式学堂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而且,赵尔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督抚大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对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仍不乏借鉴意义.     

张之洞抚晋求人才

以“清流派”健将而著称的张之洞,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一改以往在京供职时抨击洋务的态度,在太原创办了“山西省城洋务局”,图谋推动晋省洋务事业的发展。这可以说是他日后(一八八九年)担任湖广总督大办洋务事业的先声。     

台湾本明代《宁夏新志》伪作考

台湾成文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影印出版了一部《宁夏新志》(“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八号”,以下简称“台本”),并注明是根据明代抄本影印,撰修者为胡汝砺。众所周知,《宁夏新志》为宁夏地区现存第一部方志,成书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由宁夏巡抚王洵主修,乡儒进士胡汝砺总纂,明刻板现藏宁波天一阁(以下简称“阁本”),各家史志目录书均有收录。据清乾隆《宁夏府志》后序追述:《宁夏新志》系“弘治辛酉,巡抚工公珣修之,郡人胡大司马汝砺笔也”。今天一阁之《宁夏新志》刻本,前冠王珣序     

清朝雍正时期慈善政策的调整——雍正所谓慈善乃"道婆之政"说驳议

雍正于二年闰四月初十日发布“上谕”,表彰鼓励民间扶老救孤的好义行为，并要求地方督抚推广设立普济堂、育婴堂等机构。但学术界以雍正在回复地方督抚的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而认为雍正并不重视慈善事业，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雍正的态度既积极又明确，而在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有其客观原因。雍正的这一“上谕”可视为清朝政府慈善政策的一个转折，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林则徐抱病亲履蒲城考——与拓荒同志商榷

拓荒同志的《林则徐与王鼎的知交》一文(载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福建论坛》,以下简称《知交》),是深入研究林则徐的一篇佳作.但文中关于“林则徐因病奏请开缺调治,清廷赏假三月.在此期间,林则徐抱病来到王鼎的故乡一一陕西蒲城,缅怀恩相王鼎”的提法,笔者不敢苟同,略陈刍荛之见,祈请赐教.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陕西巡抚邓廷桢,病卒于西安任所.三月三十日,清廷命署理陕甘总督林则徐继任,仍暂留甘肃,会同陕甘总督布彦泰办理青海“番务”,俟办竣后赴任②.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离开兰州,赴陕西巡抚新任,七月初九     

乾隆敛财与督抚贪污

清代乾隆朝时期,贪污之风盛行,其中又以督抚贪污引人瞩目,构成了具有特点的一代贪污现象。尽管弘历(即清高宗乾隆皇帝,以下行文中均称弘历)对督抚一级的贪污案件十分重视,一经举发,亲自过问,催促办理,并常常令将主犯解京“亲加廷鞫”,先后严惩贪婪督抚达29人,其中令其自尽、处斩、处绞、即行正法督抚一级的官员达18人,处理督抚之多是前代所罕见的;同时,将督抚资财查抄入官,将其子嗣发往新疆伊犁充当苦差,即使这样,还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除弘历在惩贪指导思想上一贯以“不为已甚去已甚”相标榜,往往是“事已不可掩覆”才下决心查办,并在查办过程中常常以“人才难得”等借口“弃瑕录用”,包庇和纵容了一些督抚。以及和珅在乾隆后期得宠秉政,督抚们被迫趋奉和珅以求庇护的原因外,督抚贪污的直接原因,与弘历假手于督抚敛财聚贿,采用令督抚赔补公项、罚俸罚养廉、罚“议罪银”、公捐、进贡方式,使督抚养廉名存实亡,经济上不堪重负,使其借此大肆贪婪,不仅如此,以罚代法包庇纵容了督抚的贪婪行为,使督抚贪污行为更加愈演愈烈。     

论清代省级地方政府的社会治安危机应对

如何应对社会治安危机是清代省级政府施政的主要内容之一。督抚是地方最高官员,掌握一省军政大权,总领一省事务,其他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辅助督抚,应对地方社会治安危机。地方社会治安以秘密教门在地方上滋事扰民最为严重,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应对的主要社会治安危机之一。地方政府从危机根源着手,一方面采取教化民众的温和手段,争取最大多数民众不受秘密教门蛊惑;另一方面对秘密教门采取武装镇压,严惩滋事扰民的教首。     

清代“奴才”释义

奴才，即仆人也。清代旗籍官员对皇帝自称“奴才”，表示特别效忠于“主子”皇帝。它是“阿哈”的汉泽。清初，满族大臣奏事，有的称臣，有的称奴才，显得比较混乱，为了更加规范化，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乾隆帝谕令；“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沿袭满族旧俗。久之，满臣奏折无论公事私事，俱称奴才，以为媚也。但也有例外，惟与汉臣会伤之幸奏，则一律称臣。汉人中担任提督、总兵的武职官员，称奴才，与总督、巡抚会衔，仍称奴才，不能与总督、巡抚一律称臣。王公府邱之展员奴仆，亦自称奴才。奴才完全…     

晚清练军中的集权与分权之争

练军,是晚清军事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同光中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又是同、光年间中央与地方势力、清朝贵族与地方督抚争夺的一个焦点。 练军之起——用兵抑或用勇之争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几十万“八旗劲旅”和绿营制兵望风而溃,“不但不能收一战之功,且不能为一日之守”。这时,以曾国藩为首的在野乡绅们,别创一套全新的招募、营制、饷章和思想灌输法,拉起了一支全然不同于制兵的湘军,并很快就显示出它比八旗、绿营具有更多的优点,更有战斗力。咸丰末年,勇营已在实际作用上完全取代了制兵。到同治初年,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胜败之局渐露端倪,于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中央的贵族显宦们和地方的督抚将帅们都在盘算,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用哪一种军事制度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