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基本理念的变化与革新

行政法基本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与其背后的国家理论密切相关。不同的国家理论孕育不同的行政法基本理念。国家理论发生变迁,行政法基本理念也应随之变化。建立在传统国家理论基础之上的我国行政法基本理念在学术上有诸多学说,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理论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合作国家理论诞生。合作国家理论背景下,行政法基本理念也随之变化,“合作论”孕育产生。     

行政法发展趋势分析

现代行政事务日益增多,行政职权不断膨胀,公共行政和法治理念随之发生变迁,行政法需要不断更新。行政法发展呈现新的趋势:平等、合作的行政法人文精神正在形成;行政权的正当化理念变迁;行政法由单一的公法到公法私法化融合;行政组织法变迁、放松规制和重新规制等。     

论我国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关于古代中国有无行政法的思考 有关我国行政法起源的问题,长期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或主张我国行政法自古就有(指国家形成以后),只是性质和特征与近代行政法不同,认为“行政法因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随着国家性质的变化而变化。”或主张古代只有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行政法。或主张古代没有行政法,认为行政法是在民主、法治基础上控制行政权力,监督官员的法,而封建社会却不具有产生行政法的基础。第一种观点显然十分重视行政法与国家的关系,但它却忽视了产生行政法的基础;第二种观点虽未点明古代中国有无行政法,但实际上是肯定了古代的行政法,因为行政法是行政法律规范的总和,有行政法律规范必有作为其总和的行政法存在。第三种观点虽有见地,然未涉及古代中国大量存在的典章制度,并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难以让人折服。为此,有必要对我国古代典章制度作深入的研究,剖析其性质与作用,从而探讨我国古代社会是否具备产生行政法的必要条件,进而论证我国行政法的起源问题。     

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的理论证成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变迁和民主参与理论的发展为第三方受委托行使立法起草权提供了政治理论依据;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为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导入经济学视角考量;新公共行政的兴起和治理理论的提出证明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具有治理层面的优势;私人主体分享立法起草权的行使并不违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立法领域的公私合作也契合了对话型行政法与合作行政法等新行政法理论的产生。不同视角的学理分析证成委托第三方立法起草具有正当的理论基础,实践层面的积极尝试与探索还需将这一制度纳入法治化轨道。     

论当前我国行政法之价值取向

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或曰价值目标在行政法理论中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学者们由于在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一基本问题上观点不同,莫衷一是,所以在行政法的价值取向问题上往往也做出迥然不同的回答。本文结合我国行政法发展所面临的社会、法律环境和学者的学说,试就这一问题谈一点...     

论行政合理性基本原则

合理性原则是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主要西方国家行政法中合理性原则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对我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当代语境意义上这一原则所包含的可接受性、相对唯一性、妥当性、必要性、比例性和平衡性六项丰富内容.     

契约理念与新行政法——评杨解君《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契约理念的确立及其展开》

杨解君教授的《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契约理念的确立及其展开》一书,解释和回应了契约手段嵌入公法领域所引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针对传统行政权傲慢、低效与腐化的病症,该书作者开出的药方是权力与契约的融通之道。"契约理念"演绎出来的平等、自由意志、诚信、义务与责任、和解等行政法新理念,对现代国家的合作行政和公私法融合现象均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这势必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崭新的议题,也是催生新行政法的思想源泉。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法的影响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兴起于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也波及到了中国的政府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对中国的行政决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作为以公共行政为调整对象的行政法必须应实践中行政变革的需求,从制度建设上进行调整。本文从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等三个方面来阐述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法产生的影响。     

新日本地方自治制度之下的国家干预诉讼研究

本文对日本地方自治法的熟读、研讨、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从行政法基本理论的要求与高度，论述日本现行最新的国家干预诉讼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文章通过对日本国家干预诉讼制度的思考，以期对我国行政法相关制度的建立有所帮助。     

关照时代命题的行政法学

2021年,行政法学界围绕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法典化、应急法治、行政复议、行政处罚、数字法治政府、个人信息保护、部门行政法等领域产生了一批优秀成果,既促进了理论创新,也为法治政府建设贡献了学术智慧。行政法学研究呈现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控权理念和保障权益、坚持立足国情与域外借鉴相结合、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等四方面的特征。未来行政法学界应当持续推动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设,加强和优化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法典化、行政组织法和涉外行政法、数字法治政府等相关行政法问题研究。     

行政执法基本原则释义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规范。行政权是最具侵犯性的权力 ,由于行政管理范围极为广泛 ,行政法律规范不可能穷尽所有管理领域。为了控制行政权力 ,克服行政成文法之不足 ,在行政执法行为中 ,必须借助于原则 ,以保护公民权益免受或少受不法侵害。行政执法行为应体现依法行政原则 ;公平、适当原则 ;公开、文明原则 ;民主与效率相协调原则 ;紧急处分原则以及告诫执行原则。应合理配置权力与权利 ,以实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力进取     

近代大陆法系行政法理论及影响探析

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壮大，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近代启蒙思想蓬勃兴起，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法制文明。以自由主义、法治和分权思想为基础的行政法便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在法律上的体现。随着行政法理论的传播，欧洲各国开始了行政立法实践，并形成了行政法学这一新兴的学科。而后亚洲很多国家也继受了大陆法系行政法理论，开始了行政法现代化的进程。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国家赔偿法基本原则刍议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已颁行十余年,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日益显现出缺陷与不足。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立法理念落后、基本原则缺位。应将修订国家赔偿法、改革和完善国家赔偿制度的突破口选择在基本原则的革新上,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国家赔偿的相应制度。     

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与变化

我国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型原则向行政法治型原则逐渐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之下,不同的历史阶段,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推行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建设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因此,新时期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当把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其核心内容,遵循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发展路径。     

中国国际法发展之新思路

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新思路包括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在理论方面,应遵循以下两条主线：一是将中国的和谐与西方的正义、公平、平等、善意等原则相结合,构建完善的自然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二是将自然国际法与实在国际法结合,弥补以往割裂性移植西方法学理论的缺失。而在实践方面,应当建构适应于新世纪的实在国际法基本价值,促使实在国际法向符合自然国际法的方向发展。新的思路将即使中国国际法更好地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又使其具有独道特色;既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     

行政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理论、实践和出路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法的法源,将其纳入司法审查具有必然性。但司法审查的实践势必面临审查"依据"与"对象"、行政理性与司法理性、成文基准与非成文基准之间抉择的两难。审查的指导理念从"浪漫与怀疑"到"现实"、审查模式从静态向动态转变、价值目标追求从被动守护正义到能动回应现实,是走出尴尬的基本途径。     

寻找新的起点--关于中国行政法起源的思考

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行政法 ,中国革命根据地时期 ,由于不具备正式的国家政权 ,也不可能存在行政法 ,即使是新中国政权建立后 ,由于体制上的原因 ,行政法终未能产生 ,只有在体制改革之中 ,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 ,为行政法的产生提出了要求 ,也提供了基础 ,中国行政法方能应运而生。中国行政法的一切形式必须到体制改革这一源头中去寻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环境法制创新的理论概析

生态环境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必然选择,建立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的环境法治系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可持续发展理念对环境法制的基础理论和实践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下,环境法制创新的目标领域涉及立法基本原则与调整理念更新、立法体系重构、基本对策及管理机制完善等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