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京津冀人口集聚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其区域发展面临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京津冀面板数据模型,研究1990—2017年京津冀人口密度、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其次,采用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动态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的人口密度、人均实际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河北省影响系数最大;北京和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反向影响关系,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北京和天津的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影响不显著,河北省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和京冀两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呈现负向效应,但是在中长期京津冀地区和三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均先上升然后缓慢下降,人口集聚具有集约用能效应。相对于能源消费自身影响而言,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相对较小,其影响效应有限。最后,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和能源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探究

后疫情时代研究城市化发展中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对秉承“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构建安全韧性城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建立包含人力资本与环境压力两条作用路径的分析框架，试图对人口集聚是否会提升城市韧性水平做出解答和机制验证。结果表明：（1）人口集聚程度对城市韧性有提升作用；人口集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的中介效应对城市韧性产生作用；（2）在门限回归中，环境压力具有单一门槛作用，人力资本具有双重门槛作用，越过门槛前后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化；（3）异质性分析中，划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城市时，城市韧性水平处于不同分位数时，区域间人口集聚与人力资本、人口集聚与环境压力两相组合划分时，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方向与大小均存在差异。最后从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这两条影响路径切入，聚焦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影响的实证分析提出几点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会抑制农民工城镇就业吗

绿色发展理念的践行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会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影响?文章从环境规制下厂商对农民工就业需求和环境规制下农民工就业行为选择两方面将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进一步通过1998—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直接影响和环境规制的产业变动效应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抑制农民工城镇就业,且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负向影响大于低收入地区;整体上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引发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或产业升级而降低农民工城镇就业需求;分地区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主要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对城镇农民工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产业转移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而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主要通过产业转移对农民工城镇就业产生抑制作用,产业升级效应并不显著.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就业效应——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生产的局部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规模效应、替代效应和治污与减排效应,并利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项影响途径,以分析在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总就业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总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其对就业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而我国目前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依据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划分就业结构,发现行业的异质性导致U型曲线的形态及位置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分行业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并促进行业技术升级对于实现环境治理与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

构建全局参比技术下的超效率SBM(GS-SBM)模型对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中不明显；基础设施水平与能源强度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则会加剧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抑制本地生态福利绩效，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从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城市能源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持续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供重要参考。     

人口规模、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目前关于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经验研究,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STIRPAT模型为研究起点,运用中国1997～200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Driscoll和Kraay基于固定效应中纠正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的估计方法,具体考察了地区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考虑人口结构因素的情况下,人口规模的排放弹性显著为1,因此,以中国为样本研究碳库兹涅茨曲线(CKC)并不会产生太大偏误。在反映人口结构的变量中,劳动年龄人口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户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城镇化率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产业集聚与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的影响:膨胀还是收敛?

人口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一直是困扰北京的一个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利用2006~2013年北京16个区县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视角分析产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认为,第二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第三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大;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对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将强于第二产业集聚带来的促进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下北京人口规模将趋于收敛。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定性分析结果,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调控人口规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调控方向。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研究

我国劳动力就业和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外溢效应,相对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而言,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要小一些。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逐底竞争倾向,环境规制的就业创造效应仍显不足,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绩效考核,相邻地方政府要形成环境规制协同机制,探索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创新触发机制,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使环境规制驱动创新带来的就业创造能弥补因污染产业减少带来的就业损失。     

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差距——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了我国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以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为依赖变量时,人力资本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并且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则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以进口开放为依赖变量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小于前两个门槛值时,进口开放会显著地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当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变得不再显著。同时,本文以贸易开放的人力资本门槛值为标准划分出到2010年17个省市处于低人力资本区,11个省市处于高人力资本区。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与城镇化耦合的经济增长效应北大核心CSSCI

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互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理,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GMM估计方法和门槛回归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至2018年多数省市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已建立初步耦合机制。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伴随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弱—强—弱”特征。当产业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的经济效应具有大幅跃升。     

人口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美国、中国、日本、英国等9国1961～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人均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及人口结构与全球碳排放显著相关。此外,人口城镇化率与碳排放的关系呈倒U形,即在人口城镇化的早期会促进二氧化碳的排放,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扩大则会抑制碳排放;而人口的年龄结构,尤其是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则具有U形的特点,即在人口老化的初期由于老年人群的消费模式会减少碳排放,但当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后,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增多,以致需要更多的经济活动支持这部分开支,因而会造成碳排放的增加。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人口集聚、人力资源匹配与产业升级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愈发关键。准确识别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产业促进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文章试图采用中国267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市级层面数据，研究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人力资源匹配中介机制，为人口集聚的产业促进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注解。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以人力资源匹配为中介变量，更加印证中国人口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背后是人力资源匹配在发挥中介效应。通过发展阶段-区位双维度分位数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特征不一，在东部呈现非对称的“V”型趋势，在中部由正持续减弱为负，在西部则由负转正不断增强；按高校数量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教育密集区人口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但在非教育密集区存在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区域产业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雄厚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主、庞大而丰裕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予以支撑。深入认识人口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更好地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丰裕度。为此,本文基于文献析出方法从理论上阐释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依据自身人口规模进行专业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情况,并且存在两者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地级市和城市群为观察样本,采用两步广义矩模型（GMM）、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条件下,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动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和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倒“U”型;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多样性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U”型;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集聚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和多样性效应得到充分释放,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效应更加明显。这充分说...     

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京津冀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分析

本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主要包括: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提升环境质量改善劳动者身体健康从而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将遵循环境规制的成本部分地转移给劳动者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以京津冀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联立方程组模型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存在着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工资与身体健康水平对劳动生产率都有正面的影响,但在本研究中环境规制通过工资渠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京津冀三个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还不足以改善污染水平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     

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1997—2009

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在本质上是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通过构建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的联立方程模型,运用1997-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法(3SLS)实证检验了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城市化与服务业集聚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且显著于城市化对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本地市场效应、开放型经济都有利于服务业集聚的产生;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城镇化进程——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究了我国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具有促进作用;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各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中部地区;从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来看,东部地区对城镇化进程影响最大的为服务业集聚,中部地区为经济发展水平,而在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与工业水平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