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自私论“剖析

为了克服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性自私论”在现实中的严重危害，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本文着重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个人利益与自私的关系、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关系及大脑自我意识区与自私基因的角度来剖析它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道德评价的根据再认识——从道德的本质谈起

道德是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只有人的用心,主观能动性才存在善恶问题。善恶仅为动机的属性。道德评价的根据只能是行为的动机。否定动机论是我国当代伦理学的一大理论误区。效果本身无所谓善恶,效果也就不能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主张以“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为道德评价根据的“统一论”,也不成立。动机论与效果论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容有第三条道路存在。“统一论”的认识论根源是：把对行为的理想要求混同于道德评价的根据;把对动机的考察方法混同于道德评价的根据等。重新审视康德的动机论,他把动机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是无懈可击的,其错误在于他对动机作了绝对非功利的解释。从伦理思想史上看,动机论和功利主义是可 以统一的。边沁、穆勒修补效果论漏洞的过程即是不断向动机论让步的过程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辨析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源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尼采把世界的根本理解为“权力意志”,其目的是想表达生命世界的生成、创造和提升的特征。尼采笔下的权力意志具有非主观的实在性、追求自身力之保持或增长的能动性以及价值关系性。它有两种基本类型:原创的权力意志和颓废的权力意志,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尼采的哲学—伦理学的价值论特征。“权力意志论”的积极意义在于感性能动地理解世界,恢复了“价值创造”在世界中的地位,否定了幸福主义意志论的被动性和理性主义意志论的抽象理智性;其根本局限在于无视客观世界的多样性,陷入了抽象的还原主义和唯意志论。     

“利己主义者”的自由为何是虚幻的？——论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观的批判与超越

施蒂纳对自由主义的抽象的“人”的批判和对现实个体的关注,无形中促进了马克思告别人本主义哲学,深入反思自由的主体,即现实的个人是怎样的。马克思发现,施蒂纳眼中现实的个人——利己主义的“唯一者”依然是具有抽象本质的、脱离现实条件的“人”,其设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唯物史观的发现让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个人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并在其中结成了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构建个体与社会相统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论康德道德哲学的人格追求

康德道德哲学以行为价值判断为基础，确立了：人互为目的和工具，“彼我等值”的人格原则；人的行为动机必须本于义务，本于职责，发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心，要尽职尽责的人格标准；人作为人不要迷恋于个人抽象情欲之中，要有克己之心，要有一个善良意志，要追求福与德相统一的崇高道德理想，并以此作为人格定位和选择。康德道德哲学的人格原则、人格标准、人格定位是其所追求的完整人格。它以追求为特色显示出永恒的人格价值。     

合理利己主义辩难

合理利己主义是在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从个人和社会利益的一致中确保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理论。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合理利己主义最终必然陷入困境：或者是走向极端利己主义；或者是放弃利己主义，走向自我牺牲。人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统一，尽管人有动物一样的自私、利己的天性和追求，但人却能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规范这种追求。道德是依据人的内心信念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合理利己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合理”的。     

科学假说的证实性探讨

系统剖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观,提出了证实的必然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根据科学认识活动的特点和过程,把必然性概念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本体论必然性、认识论必然性和评价论必然性;并讨论了证实性评价的确认度方法。     

“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及其反思

唯意志论倾向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大跃进运动的哲学依据;大跃进时期唯意志论倾向体现为当时人们对主体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大肆喧染;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形成有四方面的根据：即大破条件论,把虚拟条件当作真实条件,以制度优越论代替条件论,误用类比推理。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特点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诉诸群众运动,轻视科学和权威。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导致的灾难给了我们以下启示：一是应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是正确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     

从认识论到意志论

本文对哲学界流行的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 为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实际上应是近现代的“意识论转向”（包括近代的“认识论转 向”、近现代的“意志论转向”及现代的“潜意识转向”三个阶段）和现当代的“符号论 转向”,并集中对哲学史上认识论到意志论的转变做了讨论。     

选拔人才的生产力标准和德才兼备标准问题刍议

论及生产力标准问题,必须澄清人们认识中的某些误解。 一是在生产力人与物两重困素中,单纯强调物的因素,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把由此而及的生产增长与否等同于生产力水平高低,甚至把生产力标准片面理解为“唯产值”标准。这种看法忽略了人是生产力中更为重要的因素,人的素质高低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作用。 二是片面扩大生产力中人的概念的外延,将其与“社会人”混同,甚至把社会人的人格及思想观念特征也当作生产力中人的属性来看待。其实,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不是泛指人     

“自我意识”思想探微——从《精神现象学》中的“苦恼意识”论谈起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黑格尔“苦恼意识”论来探讨人的自我认识的困境与出路.文章指出了造成人的自我认识困境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探讨了人的自我认识的四种困境,以及自我认识陷入困境的认识论原因,即三种对立形式——变与不变的矛盾,个别性与本质性的矛盾,现实与本质的矛盾.文章最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途径是人摆脱苦恼意识,走出自我认识困境唯一正确的途径.     

试论形象思维的哲学基础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人类掌握客观世界的不同的思维方式,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红旗》1966年5月发表的题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把形象思维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体系”,从哲学基础上否定了形象思维。“反形象思维”论这一错误观点,得到“四     

论自由与正义——孔子自由观及其正义论基础

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逻辑地蕴含着作为上位概念的普遍“自由”概念,其内涵是：个人的意志行为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不受他人干预。按照这个普遍概念,孔子具有自己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境界论的自由观,而是人性论的自由观。“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是这种自由观的主体性维度,即个体主体具有天然的自由意志;“正义的社会规范”(礼)是这种自由观的规范性维度,即它是以孔子的正义论为基础的。这就是说,自由的规范条件来自两条正义原则,即源于博爱精神(仁)的正当性原则和适应于特定时代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义)。因此,孔子的自由观念具有两个层面：遵守规范是保守性的自由,而重建规范是建设性的自由。     

论“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之异同

史少博在《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中撰文指出：为防止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误读，需要辨明“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异同。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与“物本”、“神本”相对立，都凸显人的主体性，都以人为目的。二者的区别点在于：“人本主义”强调的是抽象的人，而“以人为本”强调的人是具体现实的人；“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人权，“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民的利益；“人本主义”只是以人为目的，而“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     

论萨特的自由理论

萨特把人的自由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认为自由是与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而人的自由之根源在于人的意识的虚无性，否定性与超越性。认为人作为自为的存在，与物相为自由的存在的差别在于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正是人的自由的根本所在。人的自由在于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既是绝对的，又与责任密切相联。萨特的自由观最大的不足在于离开人的社会实践来谈自由，这使其自由观最终不过是抽象的个体自由与精神自由。     

康德道德动机论探析

从古至今,道德评价都是社会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实施的杠杆。道德评价又分为动机论和效果论两大主流。在当今这个过分重视个人利益的市场经济社会,康德的道德动机论堪称一剂良药。康德认为,行为的道德性因道德动机而彰显。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其意志是自由的,而意志就是实践理性。意志自由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以人类才拥有道德的善恶。这是康德把道德动机论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前提。了解康德的道德动机论对当今社会不良风气的纠正和促进社会良好和谐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形而上学走向抽象形态的根源

按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形而上学＂恰恰是要扬弃存在的分离或者分裂,因而它本身是拒绝抽象的。可是,千百年来,形而上学却作为一种抽象形态扎根于人的头脑之中。其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脱离形下的形上诉求,这是形而上学走向抽象形态的思维根源。以追求世界终极解释为旨趣的本体思维犹如一个蒸馏装置,会把一切现实的内容都过滤掉。二是人的矛盾性存在方式,这是形而上学走向抽象形态的生存论根源。人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人的灵魂总不满足于有限性的束缚,企图超越肉体、＂小我＂以及有限性的约束而实现永恒。     

论赫费道德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及康德自律论之关系

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和康德自律论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前者反思行为的遵循,由目的之满足与否来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是以获得幸福为目标的实践道德哲学;后者反思行为的确定,以行为的根本动机及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准绳,是一种抽象和思辨的道德哲学论证。但赫费认为它们之间具有相通性和互补性,人的行为的完整模式唯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赫费的道德哲学致力于整合这两种伦理学,他把两者差异定位在不同的行为结构上,即追求型行为模式与意志型行为模式上,借助于两者所追求的相同的道德价值,即依据两者均出自绝对善的理念,实现了两者在其道德哲学中的统一,并指出幸福生活意味着与道德准则相协调地生活。     

评萨特的“人就是自由”与“自由选择”

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萨特的存在主义人生哲学,指出萨特关于人的本质的说教乃是抽象的人性论。萨特把“自由选择”作为人生价值的基础,这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个人至上的利己主义人生哲学。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观,论述了在社会和个人的相互关系中社会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人生的价值首先是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同时社会要尊重个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     

立法的类比性与自律的必然性——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问题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研究者大多倾向于把“立法”和“自律”看作一回事,进而在实义上将“自律”解释为“意志的自我立法”,这难以回应平卡德提出的“康德悖论”。实际上,这两个术语存在多个方面的差异。“立法”更适于被看作一个类比概念,充当“自律”的类比解释。类比解释依据的是类比双方的一种完全的相似性,但不能在类比中把一方的特殊性质转移给另一方。然而,“立法”与“自律”的相似性并不在于“法则以何种方式产生”。康德曾明确指出：意志主体不是法则的创作者,只是法则的约束性的创作者。道德原则是意志自身固有的原则,道德诫命是意志依据其固有原则的必然判断。在这两个层面上,意志都不能在实义上为自己立法。因此,“立法”与“自律”的相似性仅仅在于“服从自己的法则”或“受到自己法则的约束”。类比解释更加契合康德作为必然性的自由观念,还能使“康德悖论”自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