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歌与菊花意象源流论

陶诗中的菊花意象大凡有三类。食菊,突出菊花的药用价值:防病保健,延年益寿;赏菊,强调菊花的观赏价值及其风骨:傲睨风霜,卓尔不群;赞菊,彰显菊花的精神价值:随性适意,心与自然泯一。纵览诗歌菊花意象之流变,可以揭示陶渊明诗歌菊花意象的意义:以菊喻人,以菊比德;无我之境,自成高格。     

自然审美方法论

人类自然审美欣赏方法由三者组成,曰观物、格物与体物。观物乃以感官感知自然对象与环境的外在感性表象与特性,格物言以认知理性深入认知与理解自然对象与环境之内在特性与功能;体物谓超越人类利益诸求,以同情之态度体验自然对象与环境之内在价值、生存境遇和生态功能。观物乃自然审美之感知基础层,格物乃自然审美之认知深化层;体物乃自然审美之综合超越层。感知、认知与德性分别构成此三方法之要素。此三者由浅入深、相互结合,构成恰当、完善的自然审美方法体系。     

从菊与茱萸谈重阳节习俗的文化内涵

早期重阳节习俗中的菊与茱萸,有着驱祸、延寿的实用功能,因此饮菊花酒与佩茱萸的重阳习俗在民间自发仿效,代代相传.同时,因为陶渊明爱菊,使得重阳风物--菊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意象,被视为隐士标格,积淀了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内涵;重阳节也因食菊、簪菊、赏菊、咏菊的习俗,成为一个令人追怀的风雅之节.但今日之菊与茱萸已成"明日黄花",重阳习俗也不为人所知.要让重阳节习俗能生动地再现于当代的日常生活中,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并将其外延物化,成为民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以富有文化意蕴的具体物质形式,如通过有菊与茱萸等来重新张显重阳节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可使这样一个节日不至于流于空洞.     

论花卉的旅游审美意义

花卉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之一 ,具有“色、香、姿、韵”四个方面的旅游审美意义。花卉的色彩给人的美感最直接、最强烈 ,不同花色具有不同的感情象征意义。花卉的香味包括“香”与“味”两个方面 ,不同的香型具有不同的美感类型。花卉的姿态千变万化 ,因与季节无关而具有持久之美。花卉的风韵美是花卉各种自然属性美的凝聚和升华 ,是一种自然意态之美 ,它比花卉纯自然的美更具美学意义。由于作为欣赏对象的花卉是一种具有生命的自然之物 ,因而 ,花卉欣赏是一项特殊的审美认识活动 ,除了受审美主体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情绪条件等影响之外 ,还受自然条件和天时景象的影响。     

咏“影”与水墨画的联通

宋代文人对“影”的吟咏，指示着“如画”的风景欣赏方式，主要表现为影与水墨写意的对应。作为审美对象的“影”，是草木形态及精神的提炼方式，具有超逸观想之美，文人借以寄托情怀，展示理想生活情境。影与水墨画在视觉效果与审美趣味上颇多相似，成为文人画创作与欣赏的灵感来源。在观赏墨梅、墨竹时，宋人将其还原为自然状态下的影像，形成“画如影”的全新书写范式。在中国画“水墨之兴”的背景下，这种以“影”联结的风景描写与绘画欣赏，有着共同的水墨趣味与写意追求，反映出宋人处理自然景观与人文意象关系时的新审美观念。     

略谈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认识的发展

了解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认识的特点及其发展,对我们今天的自然审美将十分有益,因为后者就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的审美认识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春秋末至汉末为第一阶段.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之美的理性认识的萌芽是在春秋末年.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其标志.孔子的这两句话包含着仁与山、智与水之间互相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和当时子产等人关于自然和人间现象相类相应的认识一样,从不同角度上表现了天与人、自然审美与哲学、伦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出我国古代君主专制     

艾伦·卡尔松论人类影响环境的审美欣赏

艾伦·卡尔松分别讨论了人类影响环境的三种个案:现代化大农业的核心理念是理性设计下的功能适应,人们应当学会欣赏现代化大农业的宏大形式美与功能表现性;环境艺术由于根本地改变了自然对象、环境的自然审美特性,因此是对自然的一种审美冒犯;日本园林不仅尽力仿自然之形,也努力呈现自然的本质与理想的自然状态,所以,成功地处理了艺术与自然之关系,使人易于欣赏.卡尔松在此呈现了处理天人关系的两种思路——“追随艺术”与“追随自然”,并以后者为理想典范.人类影响环境应当是综合了天人二端,而以自然为主导的环境类型,它为人类环境正确处理天人关系提供了借鉴.     

宋代书画艺术赋研究

宋代书画艺术繁盛,书画艺术赋亦随之兴起。宋人不仅善于将书画作品体现自然与生活的细微精妙之处融入赋中,而且善于将书画艺术与精妙之理融合在一起,既给人以美的享受,也令人多了些思索与感悟。成竹在胸,取法自然,体现宋人艺术的精湛;高洁清雅,寄情翰墨,体现宋人内省的审美观照;庄禅入赋,契合儒家思想,体现宋人宠辱不惊、淡泊宁静的精神追求。跨越历史的长河,我们仍能感受到宋人对艺术的执着,感受宋人潇洒翛然的风采神韵。     

宋代吏隐文化的精神内涵

宋代吏隐文化的繁荣是我国士人人生方式与态度发生重要转变的必然结果,是唐宋文化转型后士大夫主体关于"人之存在"的重新思考与深度探索,虽承继白居易中隐而来,但在精神境界与生命格局方面均超越白居易中隐而存在,这源于宋人坚韧的生命力量与广袤无垠的心灵世界。宋代吏隐文化包括如下两个维度的内容,一为仕与隐的圆通融合,一为艺术化的生命存在。前者是关乎人生价值的探讨反思,后者则具体为人的存在方式。     

魏晋自然审美之鹤篇

先秦至两汉是中华鹤审美欣赏的奠基阶段,时人集中欣赏鹤的外在形式美因素:其形、其色与其声。魏晋则是中华鹤审美欣赏的拓展期。本时期相关诗文表明时人开辟了鹤审美欣赏的三条路线:以鹤的形象传达道教长寿与成仙观念的仙化之路,以鹤的形象表达士大夫精英阶层社会与文化优越感及精致化审美趣味的雅化之路,以及设身处地地体验野生鹤族被驯化,失去自由悲剧命运的同情式关注之路。立足现代社会对鹤的了解,时人尚未形成对鹤生物习性的完善认识,仅及长寿一项且高度夸张。其对鹤的仙化与雅化之路是以自然对象表达人类的人文观念趣味,存在着严重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不利于培育人们客观、独立地欣赏自然自身之美的态度。其同情式关注自然之路乃本时期值得珍视的审美遗产,客观上符合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客观地欣赏自然、真诚地尊重自然之理念。     

论宋代题山水画诗“画中有我”的自寓性

宋代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画中有我的意境参与意识，产生如入画境的出位之思和欲入画境之想望。如果说前者还只是暂时置身其间的艺术幻觉，后者则由艺术的审美活动，深入到人生的理想追求。宋代诗人在题山水画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画中有我的自寓性，是宋代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所致，亦与当时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从审美主体而言，眼观画图、神游山水，是宋代士人身居庙堂之中而获得山林野逸之趣的重要途径，是他们化解仕隐矛盾的一剂良方。就审美客体来说，是宋代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景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直接导引出诗人自寓其中的感受。     

郭祥正、彭汝砺合肥诗歌创作比较及文化意义

历代文人在合肥的文学创作是合肥这座历史名城的重要文化积淀,考察宋代郭祥正、彭汝砺在合肥期间的诗歌作品,其中都包涵着对地域景观文化的开拓和个体人文精神的展现,而由于创作心态、个人境遇上的区别,前者更重视发掘景观之美,后者则为诗歌赋予了更多的个人感悟。他们的诗歌不仅再现了古代合肥的自然之美和传统之美,更为当今传统文化的保护...     

中国古代美学对山水美的主体条件的分析

中国古代美学将山水美生成的条件重点审美主体上,认为主体具有四个条件就可以实现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欣赏。这四个条件是:虚静之心、执著之观、亲近之情、飞动之思。     

艾伦·卡尔松对形式主义的批判

出于"科学认知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艾伦·卡尔松对自然审美欣赏和评估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做了持续批判.他认为,形式美趣味是大众偏好,形式是自然对象的主观特性和表面特性.这种批判揭示了自然审美形式主义的内在局限,为正面强调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奠定了逻辑基础,对深化自然审美欣赏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卡尔松对形式特性的主观论证和表面论证之间尚有逻辑矛盾,具有从反形式主义发展到反形式的倾向.综合中西思想资源,"形式"概念有三种内涵,自然美学的正确选择应当是一种既超越形式主义、又承认形式要素的立场.     

文化的差异与精神的认同——电影《星愿》与《人鬼情未了》比较研究

香港影片《星愿》与好莱坞影片《人鬼情未了》都是描写人鬼之恋的悲剧片子,但却流露着各自特定的文化精神:前者是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代表,虽然是悲剧但是以快乐结局收场,故事缺少激烈冲突,以人人相和为审美追求,后者反映了西方文化的进取精神,故事充满矛盾冲突,最后以悲惨结局收场;前者中的人物是古典式的,后者中的人物是现实的;前者叙事速度慢,倾向于诗意化,在造型上多用中国画的白描手法,后者叙事速度快,倾向于小说化,充满了西方的绘画色彩;前者表现了几千年伦理道德对国人情感的压制,后者则高扬着个体价值。     

从"知音"与"理想读者"看中西读者论之异同

中西读者论的相同点在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鉴赏都带有某种先见。中西读者论的差异表现在于:前者认为描述是读者的鉴赏过程,后者认为读者的目的是挖掘作品的意义;前者的欣赏方式多是直观领悟式,后者的欣赏方式是探究式。另一方面由于各自审美标准的差异,中国读者论认为作为读者要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地位做出客观的评价,西方读者论认为文学作品的客观性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中华梅审美之萌芽与自觉——微观美学史研究个案

中华梅审美首先可以分为果的时代与花的时代。对前者而言,梅首先是基础性调味材料,因而在中华早期饮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次,梅果才作为旺盛生命之象征而得到先民赞誉。先秦乃中华梅审美之萌芽期,作为比兴之资,它已然进入先民之精神生活。魏晋时期的南朝乃中华梅审美之自觉期。在本时期,梅花成为梅审美之焦点,社会上出现了赏梅、咏梅、画梅,乃至折枝赠梅之习。在客观的路径上,梅审美围绕梅花之形色气味与梅早花耐寒之生物特性展开;在主观的路径上,梅审美表现为以梅喻人和借梅抒情的传统。在自觉期,梅审美已从自然审美拓展到工艺审美和艺术审美两大领域。以特定具体审美对象为主题的专题性微观美学史研究可以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史自我深化的有效途径。     

席勒传声筒和工农兵文学传声筒——兼析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

德国剧作家席勒的剧作,曾被马克思称作"传声筒",我国的工农兵文学,也被研究者称为"传声筒"。两者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前者是政治倾向文学,后者是政治斗争文学;前者传的是时代精神之声,后者传的是阶级之声;前者从个人感受出发,后者从宣传目的出发;前者显露,后者直露。但两者又具有某种相同的审美价值。从马、恩和毛泽东的不同态度中,又可以感受到"传声筒"的不同意义。     

庄子审美欣赏论

庄子学说本意不在论审美欣赏,而更多的是政治哲学,但其包含的智慧是丰富而普遍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对艺术美、自然美的欣赏理论和思想。庄子认为,审美欣赏的本体源于“道”,审美欣赏的主体是体道者,审美欣赏的本质是体道之人对“道”之美的世界自然之情的投注,与“道”之美的境界相融与契合,因而庄子对审美欣赏特点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独特性。庄子关于审美欣赏的理论是“道”之哲学向美学的生发和演化。这种美学思想对我们今天寻求美、提升生命的质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很有启示。     

中西自然诗的比较研究——陶渊明、华兹华斯自然诗特色比较

以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派的鼻祖陶渊明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为代表,比较分析中西自然诗在主题、题材、审美心理、语言形式以及意境追求等方面的差异,认为西方自然诗多为有我之境,中国古代自然诗多为无我之境,表现出中西自然诗在审美价值取向上的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