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

自汉武帝限制封国势力以来 ,最早对西周封建表示肯定的是东汉末年的司马朗。不久 ,董昭又提出“修古建封五等” ,但其真正目的在于突破汉代异姓只能封侯的限制 ,为曹氏代汉铺平道路。直到曹魏后期 ,随着门阀势力的膨胀 ,才有人主张从藩屏王室的意义上实行封建。受这些议论的影响 ,司马氏在禅魏前后进行了三次分封。但这些分封最终并没有起到藩屏的作用 ,主要原因是分封制与现行的郡县制和都督制有着深刻的矛盾 ,难以彻底实行。真正加强宗室力量的措施 ,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的 ,是曹魏后期开始推行的宗王出镇制     

贾谊 晁错 桑宏羊

秦始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统一了全中国,是法家路线的伟大胜利。西汉初年,法家路线依然是反对当时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中央集权郡县制的进步旗帜。汉高帝刘邦起义两三年就重新统一全国,依靠的是法家路线。汉初,中央政权基本上     

“清君侧”刘濞作乱 抑诸侯文景削藩

西汉初年,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分裂割据的诸侯王国的尖锐对立。在文帝、景帝时期,围绕着是坚持前进,实行适应封建统一要求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倒退,实行有利于割据分裂的分封制这个根本问题,“尊法”的西汉中央政权和“崇儒”的地方割据势力展开了长期、复杂、曲折的斗争。     

贾谊 晁错 桑宏羊

秦始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统一了全中国,是法家路线的伟大胜利。西汉初年,法家路线依然是反对当时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中央集权郡县制的进步旗帜。汉高帝刘邦起义两三年就重新统一全国,依靠的是法家路线。汉初,中央政权基本上是崇尚法家的。贾谊、晃错、桑宏羊就是当时法家路线的代表人物。     

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一、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分期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伴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而建立,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纵观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时期.在这一阶段中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着重解决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秦王朝,使“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他又划时代地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创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司马迁曾高度称赞秦始皇的历史作用是“世异变,成功大”.秦朝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秦朝二世而亡,是由暴政所致,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本身无关,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战胜     

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及其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及其特色祝马鑫春秋中晚期各国强卿在其领地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管理体制，经战国变法运动的推动，通过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废井田行土地私有制、颁布法律依法治民、推行官僚制而得到确立。与西欧相比，中国封建中央集权的体制有其自身...     

周代“宗盟”制度浅论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统一中国后仅十五年,秦王朝就被秦末农民起义军所推翻。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着“周行分封,传年八百;秦行郡县,十五而亡”的根本原因。秦代速亡的原因何在,本文在后面再作简要的评论;周代实行的分封制对巩固周代的统治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古今的学者们也作过一些探讨,至今未曾取得一致意见。笔者认为,周代实行宗法分封制以后,贵族之间和封国之间,形成了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和亲戚关系上的“宗盟”制度,它对周代统治的巩固起了特殊的作用。研究这一制度,对正确深入地理解西周春秋史,对正确理解古代各少数族早期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有意义的。但学者历     

论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及其历史影响

秦统一后,在秦政权的内部和外部都普遍而客观地存在着潜在的分裂因素,主要是传统的分封思想和地域文化区别。对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首先,坚决否定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其次,大力消除原六国地区的分裂因素。这些措施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秦汉(三国)时期的成都

秦灭古蜀以后,最初采用的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直到杀了第三个蜀侯(绾)之后,才废除了在蜀封侯的制度,彻底推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古蜀国改为蜀郡,只设郡守,直接对中央负责。成都的第一任郡守,名叫张若,他在成都的时间比较长,干了三四十年,好多事情,他都参与过。 成都当时是县,受蜀郡管辖,但它又是蜀郡的郡治。它当时管辖的地区,包括今天的东城区、西城区、金牛区、龙泉区和双流县的一些地方。     

从立国模式看汉初商贾与帝国管理的冲突

汉初 ,经济上实行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所有制 ,政治上则改中央集权为地方分权 ,郡县制与分封制对立。在这种立国模式下 ,商贾对土地的掠夺和占有就严重地动摇了汉帝国的社会结构 ,这是统治者所不允许的。此外 ,素封阶层与中间势力的出现大大削弱了中央皇权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危害到汉初社会的稳定。第三 ,商人活动促成“趋利”的社会风气以至影响到农业生产 ,更使社会处于一种变动状态中。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与社会的稳定 ,必然对商贾实施打击政策。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勾践“长颈鸟喙”别论 ——兼为品观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一种参考

东周时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越王勾践，长期享有“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的恶谥。然而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吴越矛盾既不可避免，勾践之兴越灭吴并“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实有益于吴越两国人民并有利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良性发展，其正义性无可置疑；在文种借故不朝之后，勾践隐忍长达一年，最终才将其赐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所谓“长颈鸟喙”劣根性的表现。史载勾践无他不道之事，代有识见卓伟之人如韩愈、苏轼、王若虚对范蠡、文种发出诛心之论，令人警醒，足可还此一公案之本来面目。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牂牁并夜郎国都及宋元置贵州政权在古代思南考

一、寻踪公元前1046年,在二千余里今名乌江古名牂牁江流域中段的古代思南,以牂牁江名建立牂牁国的七百多年后,当秦国夺取巴蜀两国而用兵牂牁国时,牂牁国易名为夜郎国投诚了秦国。接后当秦于公元前280年夺辰沅流域楚黔中时,便引起楚于公元前279年攻牂牁江流域的秦夜郎。秦统一中国后在古代思南设置夜郎郡吏。汉武帝赐夜郎王印,并在思南设立牂牁郡。二、揭示末代夜郎王兴反叛汉朝被牂牁太守陈立率部消灭后,当夜郎遗土历经唐宋两朝演变为五十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时,宋徽宗置"黔南路取牂牁夜郎地"战略,以合(和)而贵,集大而贵一统五十个一盘散沙的羁縻州形成"贵州"区划法定名称时,宋代在古代思南建立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以及元在思南设立宣慰司一统贵州版图。到了明朝,明成祖于公元1413年,以五万军队剿思南"撤司建府",将六百年以前贵州政权在思南的七部历史志书全部烧毁……     

礼乐百年而后兴（上）——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礼乐百年而后兴（下）——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     

明代廷杖探析

廷杖古已有之,至明代发展到极致并与国运相始终,殆尽于一种制度,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是有明一代著名粃政之一。廷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从太祖登基到英宗去世（1368～1464）,中期从宪宗即位到张居正去位（1464～1582）,后期从神宗掌权到明亡（1582～1644）。明代廷杖是＂重刑治吏＂之封建专制治国理念的必然结果,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对抗的产物,其泛滥也与此时期文官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