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律解释学的转向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学研究的模式转换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     

论法律事实

法律是由权利和义务所构筑而成的逻辑规范体系 ,然而 ,一切权利和义务 ,进而 ,一切法律规范 ,都可以还原为事实问题。因此 ,法律事实是纯粹法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自表面看 ,似乎纯粹法理学除了研究规则 ,便不涉及任何意义上的事实问题 ,从而它只是一个法律社会学的问题。我们认为 ,其实不然。因为任何法律规则都不过是既成事实的语言 (文字 )表达而已。法律所反映的 ,只是“事物的法的本质”[1] ,规则存在于事实当中 ,而不是相反。因此 ,我们存在的事实决定着我们的法律选择 ,同时 ,我们的法律选择只有作用于我们的存在事实中时 ,才…     

对法之“合理性”的一些思考

对法之“合理性”的一些思考严存生１．自马克斯·韦伯以来，法的“合理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问题已成为法理学讨论的一个热点。最近我国法理学界也开始注意此问题。的确，这是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它能为我们提供个正确认识法律的新角度，帮助我们更...     

“政治优先”抑或“法律优先”：民国时期立法审查派与司法审查派的合宪审查之争

民国时期,立法审查派与司法审查派就合宪审查制度设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前者取法欧陆制,主张“政治优先”即审查权归属国家政治机关或立法机关;后者取法美制,主张“法律优先”即审查权归属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并就审查范围、违宪处置方式等取“严格主义”抑或“宽泛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当然,时人并非照搬欧陆制或美制,而是注重其与本土因素的融合。     

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

本文以元曲《窦娥冤》为材料分析该剧隐含的几个重要的法理学问题。作者论证了,剧本中没有证据表明窦娥的悲剧是官员贪污腐败的产物,不是官员的司法道德问题,而主要是由于裁判者的认知能力和传统中国社会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局限;同时,分析了当代语境中的“铁证如山”、“无罪推定”、“刑讯逼供”等法律问题在历史场景中的意义;此外,对该剧的人物性格和戏剧结构以及中国传统的部分鬼戏作出新的解说。     

“法理学”与“法哲学”关系之管见

本文对目前学界“法理学”与“法哲学”两概念并用的由来作了简要的考察。通过对“法理学”与“法哲学”概念的界定 ,文章认为 ,两者在学术传统、学科归属、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四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 ,“法哲学”与“法理学”是相互联系 ,且相互独立的两个学科     

民间法源的权威: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判决的可接受性是司法领域的主要目标和衡量标准之一,而权威的存在对于提升判决的可接受性有着重要意义.在司法权威并未完全树立的情况下,借助于其他权威类型可以提升判决的可接受性.作为非正式法律渊源的民间法就是其中之一.民间法的权威来源于对传统的尊重,它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可以从实体、形式和方法等多个方面予以分析.     

中国信托法的发展完善

信托法是一个古老法律制度,因其在克服委托人和受益人能力之不足、确保财产权益之有效增值与承继、活跃社会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在英美法系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在大陆法系也得到肯定。信托法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同样能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总体上师承大陆法系,法律制度及传统与信托法亦存冲突,目前的信托立法也颇多缺陷。本文在回顾历史、总结成果、梳理现状基础上,对我国信托法的完善提出了初步建议。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中国古代“一断于法”的司法平等理念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现了等级和阶级性,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中都充斥着不平等的思想。实际上,就对古代法律平等问题的考察而言,应该区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在立法上,古代法律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定的等级性。而在司法上,古人始终认为应该坚持“一断于法”的司法平等主张,上下贵贱皆从于法。法律在司法领域得到普遍的适用就是司法平等理念的体现。     

法治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姚荣泽案的法学思考

姚荣泽案是民国依据司法独立和现代诉讼理念审理的首例案件。作为民国第一大案,姚案所反映的案件争执点,所反映的西方诉讼审判理念,让我们重温了司法独立的理论在民国初年的大胆实践,其不够理想的结局,反映了法治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反差。     

过错侵权中“违法性”要件考察——兼析我国侵权法领域的“违法性”之争

违法性反映出法秩序对于损害事故能否获得赔偿的选择性倾向,在本质上成为侵权法为民事主体设定的行为标准。我国过错侵权责任三要件说与四要件说争论的焦点在于违法性能否成为过错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由于法律传统、司法体制与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两大法系过错侵权责任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形成显性与隐性两种不同的规则违反确认模式,不同模式的形成往往取决于具有地方性的差异化背景因素。在侵权法中引入违反"注意义务"规则,表面上克服了因承认违法性而导致的理论困境,但"注意义务"自身的模糊性和变动性也使侵权责任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在我国侵权法受到大陆法系私法理论与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且侵权立法未对违法性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通过司法途径对违法的类型加以规定,进而构建"广义的、显性规则违反确认模式"。     

从"传承"到"裂变"--论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林幸谦的诗歌创作

作为马华新生代诗人,林幸谦的诗歌传承了海外华人"文化怀乡"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作为新一代学者,林幸谦试图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海外华人暖昧复杂的身份认同与身份意识.这种"传承"与"理性"的矛盾,以及由此而激发的"思想"的"火花",一一呈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华人对自己"根性"的找寻,正在继承传统中走出传统,其找寻的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自我"裂变和成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