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

关于宋高宗赵构"朕最爱元祐"一语,应该放到南宋初年政权重建的过程及具体政治情景中去理解。南宋政权重建的最初历程是两次政权转移:一是从张邦昌至孟太后,二是从孟太后至赵构。在这一历程中,孟太后是转移之枢纽,赵构称帝最主要、最实质的合法性基础即来自孟氏的迎立。但是,孟氏废后的身份却影响了这一基础,而孟氏的命运又系于朝廷对元祐政治的评价;因此,赵构在绍兴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的场合中提出"最爱元祐",主要是为了加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总之,赵构之"最爱元祐"一语,主要不是北宋晚期所谓"新旧之争"的继续,而是政权重建这一全新历史任务的产物。     

如何看待北宋"元祐更化"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北宋“元祐更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元祐更化”虽然废除了大部分熙丰新法,仍保留了熙丰新法中确实可行的有利部分。因此,我们对“元祐更化”的评价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其利弊得失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的定量分析

依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所提供的编年系地作品数据,元祐年间是北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元祐二年是整个北宋文学创作的峰值年,苏轼文人集团是元祐文学创作的主力。在各体文学中,元祐散文成就最为突出,“元祐更化”引发的政治剧变是元祐散文创作的催化剂。元祐诗歌数量优势不如散文,但宋调特征最为明显。元祐词坛表现一般,杭州是其创作中心。就空间而言,京城开封是元祐文学创作的绝对中心。元祐期间,随着苏轼的活动重心由京城转向地方,京城作为创作中心的地位渐次瓦解。通过对元祐文学图景的定量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元祐文学是“高峰文学”“散文文学”及“京城文学”的结论。     

从选举论争看元祐时代的政治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就对选举制度的论争看来,并未如其他新法那般明确地存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的对立.甚至,与其他新法如司马光的主张那样被废止不同,元祐诸臣围绕选举制度的“德行”、“经义”、“诗赋”、“法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意见,讨论结果却是朝向与司马光理念并不相容的方向.这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阔论“治国平天下”之姿的同时,其作为嗜好古典诗文的文人、读书人的气度.     

元祐词坛词之功能论

关于宋词功能,很多论者持遣宾娱兴的观点。事实上,北宋元祐词坛已经在理论上有了与此不同的阐发。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情志兼融论,即词既可表现个人情感、甚至男女私情,也可抒发各种志向或抱负,也可将情与志融合起来抒发个人内心世界。这是一种开放的功能观。二是比兴论,即以诗歌理论来论词的托物寓意,元祐不少词人都有论及。三是温柔敦厚的讽谏论。元祐词人在词的讽谏理论时,把诗歌温柔敦厚的特征融在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功能论。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司马光的性格及其元祐集团的人格根基

中庸与妥协是政治家必备的品质,以恻隐之心臧否是非,将高致与雅量统一起来,才可能完成政治与人格价值的自然结合。司马光及其元祐集团是不具备这种品质的。这种人格根基的错失,虽然使他们赢得了文化语境中的"人的尊严",可惜他们没有也不愿意解决事关民众生计的土地问题,只能停留在士大夫阶层并结成群体来与王安石政治集团争是非。任何的尊严,只有当它处在社会价值的境域之中时,才可能共享生命的意义。     

"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北宋哲宗亲政时期,有三件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重修元祐《神宗实录》、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这些事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之前元祐时代留下的不同类型"文字"的处理。而"文字"的背后,是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群体的议论和相关的"文字",是其成长、参与政事的体现,也代表了一种北宋立国以来日积月累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哲宗亲政以来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政治整顿,抓住了士大夫的要害所在,既达成了时人党同伐异的政治目的,更重塑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面貌,深刻改变了北宋的士大夫政治传统。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北宋中期官僚士大夫的一次群体题跋行为考论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苏辙、苏颂、吕大防、刘挚等十余位朝中高级官员,在相对集中的几年时间内都给一篇名为《李氏述先记》的文章写了跋文,出现了一次高级官员的群体题跋行为。跋文的题写时间,大致集中在元祐二、三年和六、七年两个时段,少数写于元祐八年春,记文作者名不见经传,留下的生平资料很少,挖掘地方志文献对记文的收录,分析记文内容,考索作者履历,可以纠正一些史籍记载的讹误。通过对作者与跋文撰写者社会关系的勾勒,可以看出,北宋“元祐更化”引起的政局变动、科举选官制度相关的同年关系、士大夫在政局变动中不同的政治态度等,与这一群体题跋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群体交往心态和交往方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汤显祖与新城(黎川)邓远游

对汤显祖交游的研究,新城的邓远游(名渼)是汤晚年至为重要的忘年交,但论及者寥寥。汤的诗文涉及与邓的交往仅存三篇,但记下了他们结识的时间与因由,及他们在政治理想、诗文主张与品格爱好方面的声气相投。在汤去世的前四年,邓第二次探汤,并在玉茗堂从冬至住到翌年立夏,"尊酒疏灯,上下今昔",论文作诗,此等交谊难有第二人可匹。这半年,汤每逢时令佳节为邓作诗达十四首,他们欢娱的情景与深厚的情谊于斯概见。     

论鲍照乐府诗的新变与贡献——兼及“歌行体”与七言歌行诸问题

鲍照是先唐乐府诗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一位诗人。“拟”“代”旧乐府而独出机杼,确立与完善七言歌行之一途,并致力于对江南流行乐府诗的创作,是鲍照及其乐府诗表现在新变方面最为鲜明的特点。其中,尤以对七言歌行的确立与完善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正因此,鲍照乃获得了“乐府第一手”的美誉。     

从元和体到宋体--许学夷论元和体及其与宋诗的关系

文章主要探讨了许学夷有关唐代元和体和宋诗的关系,兼及明代复古派有关宋诗的看法。认为许学夷指出元和体是唐诗发展的一次大变化的论断是准确的;指出元和诗人对宋诗体制与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明代复古派对宋诗的看法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早期的复古派对宋诗多持否定态度,而成、弘以后,对宋诗有较为通融合理认识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而许学夷正是其中最为杰出者。     

论鲍照诗歌的主体意识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逐渐自觉，诗歌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诗人们更加注重诗歌“缘情”这一原始功能与本质。作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寒士诗人，鲍照在作品中倾注了其大量的个人情感与思想，从而使得诗歌的个体性与主体性分外鲜明，以自我意识、个性意识、自由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等为内容的主体意识成为鲍诗的一大特色，并对后世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赵谦著述考

赵谦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多涉及文字、音韵,属浙江道学学系,学术影响很大。以前认为赵氏的著作多已散失,只存《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学范》三种,研究发现其存世著作多达七种,其中《考古续集》藏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均不记载。该馆在记录赵氏著作时,混淆了实为一人的赵谦和赵古则。文章对赵氏存的这七种著作进行了考述。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谈1940年代文学全景中的重要一角

1940年代的中国文学被包含在一场民族自卫战争之中,多元的大众化样式已成为文学的时代特征。解放区文学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演变成为＂农民大众文学＂,出现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新编京剧、街头诗、墙报、通俗故事、赵树理小说等通俗易懂、耳熟能详的农民文学。而沦陷区、国统区则出现了都市大众阅读类型文学,即以张爱玲、徐訏为代表的＂市民大众文学＂。于是,在1940年代,农民＂大众化＂与市民＂大众化＂发展到一起,出现了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促使民族文学走向现代化和中国化。     

创新:诗歌创作的价值体现——对赵翼诗歌理论的另一种诠释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诗论家,其是否与袁枚、蒋士铨共倡“性灵说”,笔者对此并无疑义。但赵翼又与袁、蒋合而不同,其不同处在于赵翼以史家身份,遵从发展的历史唯物史观,积极倡导诗歌求变、创新的精神,追求和探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途径与方法,真正把“创新”作为诗歌审美价值的评判标准,因而赵翼在有意提倡诗歌“创新说”,而把诗写“性灵”纳入其诗歌创新的运营轨道。本文重点梳理了其诗论与袁、蒋的不同,详细诠释了其诗歌“创新说”的内容。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