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三者之间在生存环境、经营原则和商帮网络方面基本相似;也有三点相异之处,即对于皇室官府、新兴行业和从商职业的态度不同,这是宁波帮所以能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的重要因素。     

略论明清晋徽商人才选拔制度与绩效

晋徽商帮是中国明清时期驰骋商界的两大商业群体，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其人才选拔制度密切相关，同时，不同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两大商帮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文章运用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对明清时期晋徽商人才选拔制度与绩效进行比较研究，并分析二者不同制度选择的原因，及其对商帮发展的影响。     

产权与激励机制视角下的晋陕商帮

明清时期的晋商和陕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晋商创立的股俸制使得商号内部的产权明晰,较好地激励了相关人员努力为商号工作。而陕商基于不同人文地理渊源创立的合伙股份制和契约股份制同样有效率。文章通过对晋商与陕商内部运营机制的比较,找出二者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内在因素。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

徽商和晋商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从传统文化分析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徽商与晋商。研究发现,不仅其兴衰轨迹极其相似,而且商帮性质别无二致,二者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迥然有异,其中最大区别是两者在文化渊源上折射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晋商家族制与徽商宗族制之比较研究

晋商与徽商都是驰骋近代商界的著名商帮.由于受不同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即家族制和宗族制.文章力图通过对两者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发掘晋商家族制和徽商宗族制在背景、内容等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最终总结出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对晋商与徽商发展的影响.     

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试论晋商文化中的“学而优则商”观念

"晋商"专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为明清十大商帮之首。晋商倡导"学而优则商"观念,优秀学子将商作为本业,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格局。"学而优则商"观念的实质是崇商、重商,是传统思想与三晋大地的自然、经济、历史因素高度契合的结果。它架起了传统文化的底蕴、精髓与商业行为、商业伦理有机融合的桥梁,进而锻造了熠熠生辉的晋商群体和晋商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典型代表。晋商对儒家传统经济伦理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形成了独特的义利观、诚信观、勤俭观,是优秀的商业文化遗产。研究此观念,不仅有利于弘扬晋商文化,而且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述地理环境在晋商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地理环境决定着物质生产方式的类型和特征，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是导致不同社会关系和文化类型形成的基础。作为明清之际的十大商帮中很有影响的商帮-晋商，是在农耕文明背景下，取得了辉煌商业成就的代表。研究地理环境在晋商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会为我们研究晋商提供一个新视角。     

晋商教育理念对现代会计人才培养的启示

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五百年余年,是中国票号(金融)业的开山鼻祖,在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商业的辉煌离不开借其雄厚的资金、良好的信誉、灵活的经营和优质的服务,但更离不开其严格而独特的教育理念。以史证的角度论述晋商用人之道和理财能力的培养,咀嚼晋商成功经验,汲取其中的营养得益于当前。从晋商的历史实践结合现代人才培养的需要和需求背景,对现代高素质会计人才的培养提出具有启发性的论述和建议。     

晋商传奇

晋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一个历经五百年商业辉煌的传奇故事。山西人为什么对经商做生意情有独钟呢？在山西民间广泛流传的“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的谚语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而又是什么会让显赫尊贵的慈禧太后对晋商能够另眼相待呢？辉煌五百年的晋商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巅峰，又是如何最终走向没落的？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西商

西商的兴起历史悠久,明清两代最盛,其实力雄厚,曾雄居明清时全国商帮之首。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多则关于西商的故事,对西商的商业活动和人情世态有普遍的体察。《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西商,表现出商人的职业特征：既有诚信笃实、道德高尚的廉商诚贾,也有忘恩负义、巧取豪夺的奸商佞人;既表现了西商挥金如土、仆舆华丽的豪华,也反映了夫妻离散、背井离乡的孤独,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历史信息,客观地反映了昔日西商的历史风貌。     

清中期至民国蔚县地方演剧活动管窥——以202条戏楼墨记为中心的考察

从清代嘉庆二十年(1815)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135年间,蔚州本地以及来自大同府、张家口、京师、直隶中部等地的126个作为商业主体的戏班,为了维持生计以及实现盈利甚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蔚州56个村庄演出了324个以战争主题居多的戏曲剧目,其中既有本地的社火、秧歌、道情,又有河北梆子和北路梆子。作为早期影响因子之一,从事长途贸易的山西商人之中的部分群体的经营及其商业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山西同乡戏班的在外演出活动以及梆子戏在异地的传播;最晚清代中期以来,在蔚县的山西商人是该地梆子剧种流行的不可忽视的基础要素之一。     

清代襄阳双沟镇山西会馆考述

襄阳双沟镇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镇,其2014年新出土的《乾隆山西会馆碑记》为我们探究清代山西商人的行踪提供了具有“典型性”的历史资料,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清代山西商人的发展轨迹。     

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

张家口是清代塞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汉蒙贸易、中俄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清政府在此设关征税。在张家口从事贸易者以晋商为多,其输出商品以茶叶、烟草、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毛皮、土碱等为主。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的介入使张家口商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一,张家口税关的税收大量流失;其二,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俄商所取代,与茶叶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业也出现萎缩。     

双子星座：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考量

早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就有一些精于经商之道的人;唐代从事商业者,有商贾之别;到明清时期便涌现出以地域联系为特征的各式商人集团,鼎足相拥的无非晋商、浙江宁绍商和徽商。其中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犹如浩瀚夜空里璀璨的双子星座。钱庄和票号的起源虽然有别,业务经营的走向上却逐步趋同,可谓＂异源同业＂,成为华夏商业发展史尤其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商人是徼商的典型代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村商人崛起于商界.虽然明末战乱使江村商人遭受重创,但是清初的一系列政策使江村商人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迅速发展,并于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了解江村商人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清时期的徽商乃至明清徽州社会.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而当时的商业观念,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明清山西商业教育摭论

明清时期 ,山西人把从商看做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因而重视商业教育也就成了明清晋商最主要的选择。在新的道德价值观树立上 ,在道德伦理教育上 ,在商业人才选拔和培养上 ,在商业知识与技能传授上都给予十分的重视 ,形成了重视商业教育的浓厚氛围 ,为山西商人驰骋商界五百年培养了大批的商业人才。     

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商帮之一,其作为全国性的商业团体,在票号业、药材业、糖业、京广杂货业等诸方面皆与粤地关系甚密.在票号业中,广东曾长期作为谷帮票号领袖志成信的大本营;在药材业中,广东市场更是催生了天下第一药材批售大帮——广帮.山西商人在粤经商行为一方面活跃了广东地方经济,促进了粤地之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自身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广阔的市场,促进了晋商商号本身的发展与兴盛.晋粤两地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两大重要省份,对二者经济联系的研究必将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和当代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