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现代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与融合性。民族国家治理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政治文化对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与协调,民族国家的治理活动推动、引导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论后现代时期的民族主义

冷战结束后，世界历史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在世界现代化历史的框架下，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动力，并成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本文认为,在当今"回归国家"的学术热点中,一种是向传统国家回归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重视国家研究的政治学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进路,应该着眼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认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正当性位移

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国家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在国际秩序中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具有超前的优先性,它关涉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关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正当性也经历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与西方的自由理念相比,平等理念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它既与传统文化中的平均思想相契合,也有利于有效的政治与社会动员。而上述两种任务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完成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国家建构的正当性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也要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     

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从契约国家理论到国家建构理论

在西方国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契约国家理论与国家建构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均以现代国家的建构作为其核心议题。前者产生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时期,偏重于逻辑推理和演绎的方法,中心在于讨论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权力的分配,提出了社会产生国家的国家建构路径,而围绕国家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则描摹出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结构;后者则出现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成熟时期,主要采用历史比较的归纳方法,专注于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经验的总结,发现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权力由集权而分权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二者在国家建构的顺序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十分不均衡的。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主题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嬗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因此,民主国家建构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共存共强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文化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宗旨的社会自主领域。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有其局限性,公民社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危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

在由现代性所主导的社会历史框架中,解放性政治构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这使得现代国家建构活动自其诞生伊始,就处在以国家一自由为轴心的叙事模式之中.在这个叙事模式之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成为现代国家建构活动的主导性逻辑--那就是在增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以推动人的解放和保障自由的同时,建构起公民权利的"坚硬外壳",以防止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对自由的僭越.     

非税收入合法性浅析

合法性是解决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能否存在的核心问题,非税收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合法不仅事关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也事关国家财政制度的合法性.只有在理论上具备正当性,在实际运作中贯穿民主并以法律化加以落实,非税收入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取得实质的合法性.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及其建构

"国家建构"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其行动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对国家的忠诚与公民意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和强制力这种"硬件基础",也依赖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公民)民族主义这样的非常感性的"运行软件"。在多民族国家,构建国家认同不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趋向和道路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问题还遭遇到内部政治统一的难题、外部恶性竞争的困扰。同时,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所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重中之重。     

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

林尚立撰文认为，现代国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建构，离不开社会科学。由于现代国家的实际存在，是在全球社会中存在，因而，这种建构，不仅关系到国家在其内部社会的存在，即国家政权的稳固存在；而且关系国家在其外部社会的存在，即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稳固存在。因而，撇开社会科学对增强国家组织与配置资源的能力所具有的意义不谈，就社会科学直接关系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言，社会科学无疑是现代国家能力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积累与民族国家

资本的全球化发展推动了超国家权力机构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实际上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全球系统:一方面,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日常管理、增殖环境等要素依赖于民族国家的支持和维护;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也随着资本积累方式的改变而重构.世界历史发展的图景在资本与民族国家相互分离、依赖和重构的关系中呈现出来.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国家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前者强调政治性权力载体的建构,后者侧重政治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均衡、互相转换和制约关系。由于社会性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深刻关联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受到交往权力制约的社会性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与政治性权力形成均衡的制约关系。按照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国家建构既是政治性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合理化过程,也是社会性权力实现公平配置并获得认同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孝道与法律之关系嬗变的民族国家逻辑

在中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法律与孝道是三种相互密切关联的现象。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孝道与法分分合合多重关系变迁背后的深层政治逻辑,民族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形态影响了孝道与法的整体关系格局。民族国家建构背景下孝道与法关系的历史嬗变,折射出法律作为民族国家处理家庭孝道问题的有力工具,主要是作为建国方略而非治国方略的特质。已有的以民族国家来解释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某些现象的阐释,因为忽视了民族国家本身的复杂形态而失之简单化;而已有的对孝道与法关系的历史、技术、社会和规范的研究进路,因为忽视了民族国家这个政治背景,而没有认识到孝道与法关系作为政治—法律问题的维度。     

法律移植:隐喻、范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向

法律移植的隐喻应在广义上使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理念开始形成并得到强化,全球法律的地方化和地方法律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法治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这些新趋势对法律移植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这些新的变化,法律移植的理论范式应得到发展。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移植理论范式:对初民社会适用文化范式,对国家产生后和现代社会前的传统社会适用政治和文化范式,对民族国家阶段的现代社会适用政治范式,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适用经济、政治和人类共同价值范式。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欧洲民族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取代了教会的社会职能 ,并根据政权形式的变化、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世界的压力 ,逐渐形成了现代的福利国家。要回答现代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 ,必须了解 :一、民族国家外部条件的变化 ,二、民族国家内部社会需求的变化 ,三、国家政权机构和合法性的变化。本文分析了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履行现代社会职能的国家形态的本质特性 ,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功能 ,并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为案例 ,分析了福利国家在内外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变化中的改革发展道路和方向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

民族具有族群性和国民性.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族群性和国民性相互交织.在不同群体被权益所驱使而建构成诸多民族的同时,以民族为主体构建现代国家的模式也在不断蔓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统一,即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现代国家理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各种理论均对国家及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性给予了极大关注.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依然是民族或族群,以民族为代表的群体权力的彰显就是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