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升理学思想三题

朱升,字允升,别号枫林,生于1299年,卒于1370年,安徽休宁人,后徙居歙。历史上,朱升因向朱元璋献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而闻名于世。除此以外,人们对朱升不甚了了。其实,朱升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故《宋元学案》、《新安学系录》、《寄园寄所寄》等著作均将朱升作为新安理学要人载     

和会朱陆: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

和会朱陆”是元代理学教育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 1)在人性论方面 ,虽然承袭了朱熹的人性二元论 ,但强调学问之功大而气质之用小 ;( 2 )在本体论方面 ,发展了朱熹以心为“本”的思想 ,将心提升到本体的地位 ,进而否定了理本体论 ;( 3)在修养论方面 ,背离了朱学的“道问学” ,而弘扬了陆学的“尊德性” ;( 4)在为学目的方面 ,反对“离去事物以固守其心” ,弘扬了儒家“躬行”与“致用”的优良传统     

元代新安理学从“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

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家们以"唯朱是宗"为治学宗旨,在经学研究上,他们以"羽翼朱子"为指向,普遍采取了"附录纂疏"式的解经方法。到了元代中后期,新一代的新安理学家成长起来,他们都已经不再虔诚或盲目地唯朱熹之注是从了。郑玉以"阕疑"为治经原则;朱升则以"旁注""求真是之归";赵汸综合考据向上推校而"一切以实理求之"。在这些治经方法中,展现出一种追求"真是"的新倾向。     

"宗朱融陆":虞集学术思想的基本特色

虞集在道统上和学统上是继承程朱理学思想的,但他并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他曾追随老师吴澄在朱学中吸收若干陆学成分的主张和实践,从而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宗朱融陆"的思想倾向.他的这一思想倾向客观上顺应并体现了元代理学"和会朱陆"的发展趋势,并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朱熹经学之渊源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天理”与“良知”的落实——论理学的生活面向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理学时期无疑属于理论思维的高峰期。尽管理学的思辨性与形上性非常重要,但其理论指向无一不在生活世界中,无论是程朱学的"天理",还是阳明学的"良知",莫不如此。理学的这种生活面向不仅体现在各种学说的理论体系中,还体现在众多理学家将理论导入日常生活的不懈努力中。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和用力,书院中的思辨和讨论最终落实在了日常生活中,理学也由一种理论思维形态成为主导社会的思想意识。     

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建构

在徽州理学发展与宗族建构的整合过程中,新安理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介的作用,他们推动着朱子礼制的下移,为宗族建构提供了心灵上的凝聚作用及制度上的保障。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们在推动理学与宗族互动中做出了一种可贵的坚持;而元代中后期,理学化的乡绅成为这种互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壬辰战乱,使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两方面互动浸润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清初徽州学术界对理学传统的重建

清初,徽州理学知识分子在汪佑、吴日慎和施璜等人的领导下,通过明确书院讲会的“宗朱”宗旨、建立塾讲制度和强化徽州理学的学术谱系等措施,清除心学的影响,使理学得到了短暂的复兴。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典籍与教科书同构:朱熹纂辑《四书》的理路

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从释义到推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史料解读献疑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重构两宋（尤其是南宋）政坛面貌，旁征博引，新见迭出，深得学界好评。然而通读全书，作者对若干史料的运用，似不无令人生疑之处。书中史料处理的疑点。主要可分为：字词含义、语段脉络、史料性质、推论程序四类。     

程朱学脉中朱子的自我身份认同

朱子为二程三传弟子,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朱子晚年建构道统谱系时以二程＂私淑＂自处。回顾朱子早年求索的历程,可以了解＂私淑＂二字背后所隐藏的深意：朱子最早受学于韦斋和三先生,但他们含混儒释疆域的学风在延平那里被否定,以朱子后来对儒释之辩的敏感,自不能承认由韦斋及三先生可以上通二程之真精神;延平虽严辨儒释之分,但工夫入路偏于...     

朱熹“体用一源”思想论析

体用范畴自魏晋发展成熟以后，玄学和佛学各派争相言体用，以说明本体与现象、实体与功用之间的关系。程颐揭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基本原则，为理学本体论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朱熹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建构起他的理本论哲学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学的思想基础，他整个哲学体系无不贯穿着“体用一源”这一根本宗旨。     

朱熹与李退溪仁政说之比较

朱熹的仁政说与李退溪的仁政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人都主张,要实现仁政的王道政治理想,必须要有德才兼备的君主去实施;为了使仁政能顺利实施,必须限制君权。其不同点在于:朱熹仁政说是客观之理所必须,李退溪仁政说是内在本性之必然;朱熹仁政说不无手段之嫌,李退溪仁政说是目的本身。通过对二者异同的比较分析,可以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