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心态的意识定位

在由社会无意识、社会心理、社会普通意识和社会意识形式所构成的社会意识层级结构中 ,社会普通意识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中介环节。社会普通意识包括社会思潮和社会文化心态两种基本形式。社会思潮是社会普通意识的特殊形式 ,社会文化心态是社会普通意识的一般形式 ,它们都在社会意识结构中居于中介地位。但是 ,由于社会思潮不可能在历史进程中经常出现 ,所以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中介”地位和作用是有限的 ;而社会文化心态作为社会普通意识的一般形式则具有普遍性、恒常性品格。因此 ,社会文化心态是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 ,直接将二者联系起来 ,并在实现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转化过程中 ,始终居于中介地位、起中介作用的社会意识     

社会文化心态的意蕴指向

关于社会文化心态的意蕴指向 ,先哲们进行了苦苦探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了原则性阐释。据此 ,笔者以历史唯物论、文化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三者相结合为视角 ,界定了社会文化心态的含义。认为 ,社会文化心态是指反映特定文化境域且具有自发性质的社会文化心理氛围 ;指社会倾向性强烈且具有公众特征的届时文化行为意向及社会心理动态形式 ;指介于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间的社会普通意识     

论影响社会心态的诸因素

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并内化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精神状态。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主体自身的因素等,都对社会心态的形成和变化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和作用。对之加以系统探讨,有助于化解各种不良社会心态,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健康社会心态。     

社会转型期的民众社会心态对其心理和谐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心理和谐量表和自编有效的社会心态问卷,随机分层抽取重庆市13个区县1 544名民众进行调查,以检测民众社会心态对其心理和谐的影响.结果发现失地民众和移民的心理和谐水平显著低于普通民众,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生活满意感都显著低于普通民众;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心理和谐水平高于其他民众,他们在生活满意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和政府信任感上显著高于农民、农民工和无职业者;高收入者的满意感最大,低收入者压力感最大,中等收入者问题感最大,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都较低,且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城市、城郊、乡镇与农村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都较低,且四者之间差异不显著;社会心态是心理和谐的显著预测变量,而其中民众的生活满意感、对政府的信任感和社会问题感是影响心理和谐的关键要素.     

组织承诺及其中的文化思考

文章讨论了组织承诺的概念 ,提出组织承诺的结构及其要素 ;并运用态度理论阐述了组织承诺的社会心理机制和动态中的文化因素。组织承诺是成员指向其所在组织的一种心理倾向 ,其主体是组织中的成员 ;组织承诺的表现性质通常有感情承诺、继续承诺和规范承诺三种形式 ;成员组织承诺的指向是多向度地指向管理者和组织。作为一种工作态度 ,组织承诺具有态度的一般共性和心理机制 ,其中价值观与态度的关系、精神内容与行为的转换过程机理 ,说明信念和价值观是态度的基础 ;而信念和价值观是由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文化精神使之形成。所以 ,成员的组织承诺强度和向度具有显著的民族文化特征。     

论文化心态

文化心态是人在过去经验基础上产生，并对主体在处理与之发生文化联系的情景和客体的行为上起着控制性影响的准备性心理状态。文化心态的形成不仅有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作基础，更重要的；还有这种主观心理结构和能力相对应的外界文化信息。文化心态具有自控制性（自调节性），评判性、指向性的特征。文化心态分为个人文化心态和社会（阶层、群体）文化心态，文化心态形成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变革时代，人的文化心态均处在调整和重构之中。     

转型期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社会心态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掌握大学生社会心态的波动规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哲学、文化、心理三个角度对社会心态的内涵进行解读,同时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大学生社会心态进行界定,并就大学生社会心态在转型期的表现形式——＂两重性＂进行系统阐述。     

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心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中的骨干力量、普通参与者和旁观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和心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将小事闹大来实现维权的目的、借机敛财和对社会进行仇视是群体性事件骨干力量抱持的三种基本心态。普通参与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并不像骨干力量那样明确,从众和搭便车心理等往往是他们的心态。作为旁观者而存在的某些境外媒体抱持一种唯恐中国不乱、别有用心的心态。极少数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以及没有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利害关系人也会表现出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既然中国当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态是多元化的,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具体心态,建立一套以分类管理为核心的规则治理的应对策略。     

培育理性积极的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作为社会成员对自身及当今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应与折射的心理状态,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更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通过对当前社会心态存在的几个方面问题的探讨,我们从社会、家庭和学校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问题的原因探析,给出了用道德教育、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三个渠道进行理性、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有效措施。     

广西边境青年农民社会心态调适的目标与方法探讨

边境青年农民社会心态的调适的基本目标就是使边境青年农民保持与边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和谐的社会心态,使人与社会协调发展。调适的基本方法是大力发展边境地区社会生产力;校正青年农民价值取向;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建立乡村两级心理辅导机构,积极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文化力与民族精神的培育

文化力是文化活动的引擎,它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活动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凝聚成永恒的民族精神.文化力是凝聚民族精神的特殊纽带,它具有精神催化功能,影响和抑制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塑造人们的灵魂,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从而促进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推动民族精神的不断创新.     

视觉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当代中国艺术已经发生了从精英艺术到大众艺术的全方位转型,视觉上的"好看"已经成为渗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了。这一变化广泛而复杂。传统意义上的精神活动被物质化的内核所操控,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划分不再具有现实意义。被物质化的艺术、审美活动及其表现形态进一步改造、建构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以及价值取向产生着重要影响。视觉艺术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化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和人们精神生活变化的重要表征。     

科技发展的文化意蕴

科学的发展具有技术传统和精神传统,而且形成了社会建制。技术也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学技术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科技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它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尺。在科技创新活动中,要注重人文关怀。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广告传播的民族文化功能

广告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一种文化体系表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是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现代与传统,这两种有着不同的文化特质的文化现象,在现实生活运行中,必然会发生碰撞、冲突与交融。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会在民族成员对现代文化的读解中构入广告文化,促进广告的传播;而民族文化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及维护传统的惯性,又使它在面临广告这一现代文化进入时,始终处于警戒状态。因此,广告传播务须正视民族文化的功能。广告传播的民族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构成广告的文化精神意蕴、形成广告文化表现个性、影响着受众对广告的接受取向以及制约广告文化传达等几个方面。     

奈保尔小说《自由国度》的空间解读

《自由国度》并不自由是这部作品真正的要旨所在，而“自由国度”在小说中则像征着任何由人构成的社会和人文空间，由于在这个空间中充满各种异质文化力量的交锋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侵染，给小说中不同的主人公造成了心灵的孤寂和封闭。     

时尚的社会心理特点

时尚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从社会心理角度研究时尚有助于切入时尚的本质。时尚的社会心理特征表现为：创新与模仿的上行下效；领潮与赶潮的双向互动；同化与分化的群体归属；内隐与外显的社会面具；尚美与自由的精神追求。     

曹禺戏剧中"疯子"群像及其原型流变

在曹禺戏剧中,我们不难发现“疯子”意象的频繁出现,考察中国乃至世界学、化经典,我们意识到“疯子”意象有着深厚的化内涵,并且具有形象的相似性和内在精神机制的稳定性,从而成为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共同寻求的先知先觉人间评判的原型意象。“疯子”群像在曹禺戏剧中完整的原型流变过程,体现了作家复杂的内在心理结构及其认识世界、认识自身不懈的上下求索,形成了他戏剧的一个闪光侧面。     

欢腾式发展:泰北乡村农家乐项目的民族志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泰国的政党政治发生了重要转变,原来的代理式政党被以项目为基础的纲领式政党取代,国家和社会组织在乡村地区推行了许多发展项目。文章运用集体欢腾的概念,对泰北乡村的农家乐项目进行民族志描述和分析。农家乐项目的实施过程嵌入在地方文化实践当中,表现为项目在原有的有灵空间中展开,通过多主体参与的方式来实现,以及项目实施过程所具有的集体欢腾的特点。文中将这种项目治理模式归纳为欢腾式发展。欢腾式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化了社区的共同体意识,项目实施过程的意义超越了用单一的经济发展指标考量项目实施结果的意义,而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绩效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区生活的丰富性、开放性以及重组的可能性应当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