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公共参与、社区自治与协商民主--对一个城市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分析

社区自治体现出中国城市治理体制变革的方向 ,它有赖于社区精英的有效治理、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拓展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本文通过对个案的解析 ,描述、解释了社区自治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 ,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实现政党、国家、社会的权力互强 ,是推动社区自治的一个必要选择。     

社会治理视野下社区志愿服务的实践与创新——对“下城模式”的重新解读

社区志愿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杭州市下城区以社区志愿服务为平台,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以公益为导向、民生为根本的"网络化管理、多元化发展、项目化运作、品牌化推进"的发展模式。同时,杭州市下城区在社区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作为一种新型的创新社会治理途径,需要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建构社区志愿服务创新模式,这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构—过程”视角下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基于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复合治理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治理场景的治理理论。对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并从“结构-过程”的理论视角出发论述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等作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角色定位,结合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制约,从价值引领、技术支撑以及行动复合三方面出发助力社区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和优化。     

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各方面难题的长效之策,而有效的政党治理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政党治理的视角透视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理论层面上有助于明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推动自身的发展变革、如何管好党、如何执好政、如何推动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从现实层面看,发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以及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可以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动力。明确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实践的内在联系,对推动和把握二者的互动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有裨益。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系列挑战,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价值路径、制度路径和实践路径来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完善政党治理的过程中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场域,目的是打破民族交往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分隔,实现不同民族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探索符合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实际的治理路径,对于提升民族互嵌式社区现代化治理水平和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研究视角,通过对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梳理和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发现整体性治理所秉持的以民众需求为价值导向,以协调、整合与创新来引导多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理念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价值目标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通过对民族互嵌式社区整体性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分析,提出强化基层党建引领作用、聚焦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完善社区现代治理体系的整体性治理路径,为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行之有效的实现方式。     

社区治理的制度背景和生长逻辑探析

19世纪末,滕尼斯最早用社区这一有机的生活构造和组织形式来消减由长期自由资本主义影响而产生个人主义迷茫,解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国家集权主义的狂妄。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为应对政府在国内国际事务处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多元化趋势,治理概念以及社区这一治理单元也为人们所关注。我国社区建设的探索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以单位制为主的社区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从公共政策视角进入自觉的制度实践时期,并逐步与信息化社会及全球化进程相适应。在政府由统治、管理到治理的转型过程中,社区治理作为治理主体的扩充以及治理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和单元,确立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与目标。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基于治理理论的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认识及建议

回顾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历史,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的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治理兴起的社会背景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管理危机,其主要因素就是面对现代社会的极度复杂性,常常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治理的发展脉络大体上是从民族国家到全球事务的治理,而后又向基层即地方治理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治理理论体现出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在此分析认识的基础上,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呈现若干重要特征,并结合社区治理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社区治理建议.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A cas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integrated project governances on PPP project performance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the PPP project will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PPP project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integrated project governances.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index system of two kinds of PPP projects governances (Contract Governance and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and PPP 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determined by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DDX project is selected as the analysis object. After identifying the cas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basic information and preliminary work of the case. Then, the three contents of contract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and project performance are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Case studies show that all of these two governance mod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in the case, the validity of the conclusion also needs to be verified again.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逻辑和实践框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内涵既具有一般性,即基于国家运行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问题;同时更具有特殊性。治理体系体现为"一纲两目",即"政党政治"总纲,"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两目;治理能力包含三层能力,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从逻辑上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纲两目,来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国家道路选择,在当代中国,需要有五个要素对该道路进行支撑,即:党指挥枪、党的领导、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实践上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可概括为三层能力、四大领导、五项议程、六位一体。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要义研究

党的十七大提出＂廉政文化＂的科学概念,是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所做出的理论创新,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相碰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多元文化相交汇的时代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大变革。分析廉政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走向,全面把握廉政文化的建设规律和有效图式,对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身份到契约:城镇化建设中农民身份的转变

在农村社会中,农民经济身份被固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会身份被固化为"农村居民"。农民身份的固化,在经济发展层面不利于农民权利的保护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社会治理领域则不利于农民自主地位的保障和善治目标的达成。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一方面需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变为"市民",使之成为农业生活活动中具有独立身份的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将"农村居民"转变为"公民",使之具备社会治理主体之地位,能够通过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     

英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与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的社区治理是政策主导型治理模式,即政府通过加大社会政策的贯彻力度来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采用事实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阐释了英国社区治理实践的基础、社区治理的总体战略和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英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政策支持和进行过程监管。同时,"社会企业"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抑制性因素及其化解理路

在进行利益表达时,因短缺的表达资源、狭窄的熟人社区、困境的集体行动以及断裂的信任链条,新生代农民工不愿、不想、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与利益要求,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影响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行政政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为此,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结构、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改革政府职能、加快社会流动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抑制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