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与法家“忠孝”伦理思想述评

“忠”与“孝”是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春秋战国之际,“忠”由处理人事关系的一般准则,演变为臣对君的伦理道德;“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伦理道德,形成时间早于“忠。”周予同先生曾提出“孝”源于原始的“生殖器崇拜”之说。“孝”与血缘关系、宗法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春秋以降,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渐趋瓦解,官僚政治的逐步形成,“孝”的伦理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忠”的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先秦诸子曾就“孝”与“忠”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论,特别是儒家和法家的“忠孝”伦理思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问题上:     

《庄子》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当属日本。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既受到佛教和儒家的影响,也受到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的影响。日本文学出现了许多亲近道家思想的人物和作品,道家思想成了一些作家的人生和文学的精神支撑。研究这一问题,对揭示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学的发展中的作用及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建构初探

早期儒家对于孝道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早期儒家经典来看,早期儒家对于孝道的阐释主要是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儒家德目的关系入手进行思想建构的。文章对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道德条目的关系作了归纳和梳理,初步回顾了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对于理解儒家孝道思想的多重性有重要意义。     

《韩诗外传》中的孝忠矛盾

《韩诗外传》是西汉初年儒家学者韩婴的著作,作者在书中特别注重忠道与孝道伦理,并对其进行反复的论证和阐明,努力挖掘能为统治者服务的伦理道德。但是,处于忠孝观念发生着迁移变化的历史时期,对于“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和冲突,他既没有和传统的忠孝观完全一致,也没有一意推广统治者所需要的“忠重于孝”。在韩婴的身上,集中体现出在西汉初年这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统一尺度蕴涵着的内在矛盾。     

汉代孝伦理的法律化

儒家孝伦理创立之初,其治世功用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直到汉代,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孝伦理才逐渐法律化,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在行政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中规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使“以孝治天下”成为汉代治国的一大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宗统”与“君统”的斗争——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的忠孝观念.经历了从忠于宗族到忠于国家政治,再发展到忠于君主个人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中,经夏商二代至西周时期臻于完备.在此阶段的忠孝观念中.尊尊与亲亲合为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忠与孝合为一体.童书业先生概括为:“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笔者以为.‘忠’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演化成为绝对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观念,主要还是指忠于新出现的国家官僚政治.包括忠于公事、忠于民、忠于职守等内涵.为行文方便计,仍称之为“君统”.从宗族依附之忠发展到国家政治之忠,是忠与孝的分离过程.也是君统与宗统之间斗争冲突进而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从春秋时代算起.经过战国、秦代.直至汉代前期方告完成.换言之.三代以来忠统于孝的忠孝一体.经过春秋     

试论传统“孝道”文化——传统孝道的历史嬗变以及孝与忠、刑的关系

传统孝道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概念,在中国最具特色。从历史上说,它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相关;从内容上说,它能够成功地把政治、法律与之进行有机地整合。这集中体现在孝与忠、刑的关系。孝与忠是密切相关的,“忠孝一体”、“移孝作忠”。但孝与忠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孝与忠的分歧,集中地反映了私与公两种道德、父权与君权两种关系的矛盾。在实际操作中,孝已经上升到由法律来担保其落实。如此以来,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孝道的极端化、片面化与绝对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之以辩证地、具体地态度来对待,从而实现传统“孝道”的创造性现代转换。     

论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的传播和影响

日本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近世以前,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历经了漫长的传播、渗透和积淀过程;近世以后,道家思想在当时日本的思想文化领域更有了广泛的传播,道家的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也日渐深刻.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体现于哲学、宗教、文学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出现了较多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和学派.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为日本近世文化所吸收并发挥作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文化原因.     

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的中国认知——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为中心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了一个有势力的“民众之中国”,即民主主义思想发达、家族主义强大、社会事业广泛.但若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孔子教”的话语脉络中时,却映射出宇野哲人对孔子“尊王主义”思想的盛赞与对孟子“民主主义”学说的贬抑.而从近世日本儒学自身演变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回视,该观点还凸显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皇体孔用”的思想范式.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论经学与汉代忠孝观的整合

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 个重要阶段。为了强调和倡导忠君 ，汉代经学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也就是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这种忠孝观念的 整合实际是一种由孝劝忠的方法，即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所 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因之，汉王朝极力推广孝道，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尽管如此 ，汉代忠孝观念的整合仍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缺陷。     

孝作为伦理与哲学范畴如何可能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家们的思想普遍缺乏“形式上的系统”。当然,在这种普遍性之外,也存在着例外。以孔子为代表的原生儒家所建构的孝论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但是,原生儒家只探究了“孝应该如何行”这一伦理学问题,尚未回答“孝是什么”这一哲学问题。换言之,孝作为伦理学与哲学范畴“是否可能”、“何为可能”等哲学存在之正当性问题,原生儒家并没有涉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立足于天人感应的宇宙论高度,将孝论证为“天之道”的自我运动。儒家孝论自此发生了逻辑性变化,“形式上的系统”宣告诞生。     

清水江流域分家文书所体现的哲学观

分家析产是清水江流域村民的重要事务之一.村民分家用“富”“贵”或“富”“贵”“荣”“华”作为二人或四人分家时的财产序号,体现了富贵观；用“忠”“孝”作为二人分家时的财产序号,体现了忠孝观；用“天”“地”“人”来命名财产序号,体现了和谐观；用“仁”“义”“礼”“智”“信”作所分财产的序号,体现了儒家的修养观.分家文书所体现的哲学观对于清水江流域的文化传承、社会和谐稳定和生态保护起了积极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亲亲”和“尊尊”思想的特色——以文献所记载的丧服服叙制度为视角

先秦儒家从内位与外位相区分的角度考虑“亲亲”和“尊尊”关系问题,这两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儒家重视亲亲血缘关系,实质是强调情感的自然真实性,包括丧服服叙制度在内的礼文之道德原则实际就源自于人们的这种真实情感。对源于亲情的真实情感的极端重视和通过对道德原则的不断切身反省从而得到落实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两大特色。     

先秦儒家“亲亲”和“尊尊”思想的特色——以文献所记载的丧服服叙制度为视角

先秦儒家从内位与外位相区分的角度考虑“亲亲”和“尊尊”关系问题,这两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儒家重视亲亲血缘关系,实质是强调情感的自然真实性,包括丧服服叙制度在内的礼文之道德原则实际就源自于人们的这种真实情感。对源于亲情的真实情感的极端重视和通过对道德原则的不断切身反省从而得到落实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两大特色。     

韩非反对孔孟“忠孝’’观问题初探

儒家学说以家庭伦理本位出发，建立起其独特的“忠孝”统一观；韩非从法家立场出发，致力于打破儒家学说，建立法家思想系统。文章主要探讨韩非如何从两大方面破儒之“忠孝”观而维护“君”与“法”的绝对性。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韩非从“利”的现实角度来揭破儒家父子、君臣之延续性；第二部分则分三点探讨韩非对儒家“忠孝”观之乱“法”性质的揭露。     

兼裁众美 其美在调——论西汉文化的“和合”趋势对大赋美学旨趣和创作模式的影响

西汉武宣之世政治文化的“和合”特点是造成汉赋创作模式和美学特点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却为赋的研究者所忽略。大赋吸收了先秦南北文学在形式和功能上的优点 ,兼裁众美 ,创为新体 ,表现出对先秦儒家和道家文艺观、美学观的兼容并包倾向 ,这是“和合”思想在文学上的具体实践     

道真文学与白居易诗歌

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时期的著名诗人。在日本时代风潮和儒家诗教的影响下,作者接受了中国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主张,创作了《寒早十首》、《舟行五事》等诸多贴近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作品;白居易对"世路"、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使道真进一步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与内涵。论修辞,道真亦从白诗中汲取了大量滋养,表现出平易而不失雅致的诗风。概言之,道真文学从主题、意境到语言表现都受到白诗的浸润,两者的关系至为密切。     

从端午节看杜诗在韩国、越南和日本的传播

在杜诗中有直接言及端午节的诗篇,它们反映了杜甫居官必忠心尽职的儒家正统思想。端午节的起源说法不一。尽管如此,人们大都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民众悼念投江自沉的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因而此节所反映的主要为楚地的民俗。韩民族重视杜诗和端午节,其根本原因在于韩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孝道。孝和忠是两种密不可分的人伦品质,移孝可作忠,忠者必尽孝。越南民族重视杜诗和端午节,其根本原因在于越南的风土与楚地类似。在杜诗中有许多言及楚地的诗篇,它们反映了杜甫对楚地的深刻认识和对屈原的人格体认。大和民族重视杜诗和端午节,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屈原赋传入日本甚早,而且杜甫与屈原具有人格上的一致性,俱为文学成就杰出的忠臣。     

论宋朝孝文化发展的特征

宋朝承袭了汉以来“以孝治天下”政策,大力推动孝文化的发展。宋朝孝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大明显特征:一是完成了“移孝于忠”的历史进程,确立了“孝”重于“忠”;二是将孝道纳入理学之中,将孝理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