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赋论述略

魏晋南北朝赋论述略何新文魏晋南北朝赋的创作与两汉大赋盛行的情形不同，抒情讽刺小赋的繁荣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色。关于赋的理论批评，更在两汉赋论的基础上，在当时各种文学思想的矛盾斗争中，取得了新的发展和成就。赋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     

魏晋南北朝武功赋论略

魏晋南北朝武功赋创作主要集中在建安时期,在艺术表现和思想深度方面都显示出粗糙的初创痕迹,但这数量不多的赋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在艺术上也为后世的武功赋创作提供了一些借鉴。     

玄学思想对魏晋文学家的影响探析

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思潮,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诸多方面,使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态势。通过玄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家的审美取向、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影响的研究,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思潮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美人赋之唯美表现

魏晋南北朝是“赋”这种文体的繁盛时期,其中很多作家热衰于以描摹美女为主题的创作,通常称这类作品为美女赋。魏晋南北朝的美女赋以讴歌美人为主,其中所描摹的美人独立特异,所描绘的景致绚烂夺目,这一切都体现出了浓烈的唯美色彩,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同题故事”微观透视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中存在着诸多的以相同或相近事件为原型的“同题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文章从故事情节、文学趣味、细节描写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小说集中先后出现的这类故事进行比较研究,从微观角度进一步分析出其中存在的细微差别,透视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艺术效果提升方面的逐步发展和可喜进步,进而探究造成这一文学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     

魏晋南北朝的城市文学--以宋齐梁陈为例

魏晋南北朝的城市较前代有了迅猛的发展,而城市发展带来了文学版图的城市化格局.以宋齐梁陈为例,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都有不俗的表现,并与城市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文学具有鲜明的城市化特征,城市是文学创作的渊薮,城市除了深刻影响文学的生产,也深刻影响着文学的消费或传播.这一切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趋同性和绮丽繁华的城市品格.     

概论魏晋南北朝文学

持续三百六十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期。其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十分激烈、尖锐,而统治阶级内部又不断地争权夺势,自相残杀,致使封建王朝如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替。这种始于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局面(唯西晋时期曾有短暂的统一),直到隋文帝灭陈才告终结。可是,在先秦,两汉文学的深厚基础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取得了全面的发展,不仅涌现出一批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家、作品,而且也产生了象刘勰、钟嵘那样卓越的理论家、批评家;不仅诗歌创作日趋成熟,而且有赋、骈文、小说等多种体裁的长足进步。无怪乎文学史家将魏晋南北朝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了。探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不能不注意如下三方面的历史事实:     

应该重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胡国瑞教授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魏晋南北朝文学前承两汉、后启隋唐,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处在十分关键的地位。可是,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却很不够,甚至尚有许多空白地带。为推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希望国内外学者就如何深入开展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畅所欲言,踊跃赐稿。     

魏晋南北朝传统乐器赋研究——魏晋南北朝乐舞赋研究系列之二

魏晋南北朝的传统乐器赋相对汉代的乐舞赋来说数量相当可观,上承汉代枚乘《七发》和王褒《洞箫赋》,并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程式,表达魏晋南北朝时人们鲜明的思想和抒情倾向,抒发出这个时代人们内心深处对理想社会和高尚品德的向往。     

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兼答刘世南君

刘世南君的《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章培恒同志商榷》(载本刊88年1期)是对拙作《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载本刊87年1期)的严厉批判。其中说:“这是章文对六朝唯美文学的高度赞扬,也是结合当代新观念——自我表现——所作的结论。研究古代文学史是为了今天和明天。难怪这几年来诗歌、小说的创作总是强调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写作得失之检视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从整体上深刻揭示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复归的实质,同时在局部上也注意到了个别阶段文学思想发展的特殊性,如南朝时期三种不同文学观念并存的多元化情形.缺憾之处则在于,对文学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忽略了文学自身应有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处理文学与政教的关系上过分强调了政教对文学的功利化;其次,相对南朝文学来说,对北朝文学思想没有给予同等的观照.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南北朝文学相互影响探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渐趋活跃,南朝和北朝尤甚。文章通过对北地刑邵和魏收互相讥议及个别由南入北诗人的个案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从较深层次上探究南北朝时期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互融互渗的动态发展过程。     

论汉魏六朝音乐赋的新变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乐器赋占绝大多数,始于两汉,盛于两晋,在发展过程中题材不断拓展,呈现出骚体趋于俳体,骈偶化增强的趋势。其发展兴盛、题材拓展、体制变化的过程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拓展、人们的喜好和文学体制的变化息息相关,成为了解和考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魏晋诗文的感时感物与<诗经>

魏晋之际社会普遍存在感时感物之时尚,士人们的创作也就出现了许多感时感物的作品.这除了社会政治、文学思潮的影响外,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士人们借鉴<诗经>感时感物的创作方法,化用<诗经>的意境进行创作,反映出<诗经>作为文学"基因"之一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汉末魏初诗文论重心的转移与文学价值的发现——试论铃木虎雄“文学自觉说”的内涵及其判断依据

＂文学自觉说＂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由于铃木虎雄在表述上的过于简略和自身矛盾,导致学界长期以来对其内涵以及判断依据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从铃木虎雄在《中国诗论史》中的整体思路来判断,他的所谓＂文学自觉＂是指汉末魏初以来对于文学价值的发现与承认,是文学价值观念的自觉;其判断依据则为汉末魏初诗文论的重心由道德教化向文学自身的转移。当代学界对于＂文学自觉说＂的重新审视,必须摆脱因为误解了铃木虎雄而造成的本不应存在的影响。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薤上朝露何易晞，蒿里千载有余哀——从挽歌的角度看《薤露》、《蒿里》的演变

挽歌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薤露》、《蒿里》这两首乐府古辞经历了从挽歌到丧葬仪式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发展为乐府诗《薤露行》、《蒿里行》.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曹操的《薤露》、《蒿里行》.在此过程中既反映了文学如何从实用走向抒情,又借此演变体现出挽歌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家族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势力的膨胀 ,导致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家族性特点。河南是士族较为集中的地区 ,浓厚的门第观念及推崇个性才情的时代风尚 ,促成士族对文化的垄断。特别是东晋以来河南士族大批南迁 ,侨居的身份及以后寒庶力量的崛起 ,使文学的家族性特点得到加强。这不仅体现在文学之士累世而出 ,而且还表现为创作上的共性特征 ,以至于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文学集团。陈郡谢氏便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