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建立了新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话语空间。尽管此时“左”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权威话语 ,但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完全和谐一致的声音。“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对于“左”倾话语的批评就昭示了这一来自异端的抗议。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权力政治或实践政治的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一冲突共同支撑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时空 ,双方在客观上形成张力 ,防范着不被同化 ,也防范着走向极端 ,对文学的多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论新历史主义的逸闻主义 --触摸真实与"反历史"

新历史主义将一般作为文学批评点缀的逸闻逸事发展为一种具有根本方法论意义的“逸闻主义”，强调其“触摸真实”和“反历史”的重要诗学价值。这对启蒙运动以来形 成并僵化了的审美与政治、文学与非文学、经典与非经典、文本与历史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 界限和壁垒具有强大的爆破力，也有助于文学批评打破形式主义的文本封锁和旧历史主义堂 皇叙事的话语垄断，使文学与人类生活的真实经验发生关联。这种将逸闻逸事与文学文本并 置的做法显示了批评家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同时也存在着随意化和程式化的种种弊端。     

"革命样板戏"中的群众——英雄话语探析

群众-英雄话语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化石。“文革”期间,它被纳入国家权力机器,充当了激进文化派消除意识形态异己的话语霸权。作为话语,它以否定性形式而存在,其生产主体也呈现出“有”与“无”的矛盾态。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语录”随时控制着戏剧文本,规定人物的命运,另一方面,光线、构图、歌舞等技术因素也参与了话语修辞。历史证明,这种对话语的极度“提纯”的实验,不过是一场造神的虚妄。     

四十年代小说中人性话语的深化与分化

四十年代小说中人性话语的叙述由于战争的影响从战争初始阶段的隐匿逐步转向积极干预现实,这种呈现的方式的转换既承续“五四”关于人性话语问题讨论的精髓,又在此基础之上有了更为深广的延展。同时,由于政治力量条块式的存在,对战争的体验与经验使得对于战争初期统一文学制式的认识逐步消解,文学有了对不同政治力量的服膺或是反抗而产生的对于人性问题关注的不同,进而呈现出的分化状态。     

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的后殖民性

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审视与重读西方经典,揭示其中的意识形态运作;关注后殖民作家对于西方经典文本的重写与改写,揭示其所具有的抵抗意义;重新阅读后殖民本土作家的文学书写,审视其文本所揭示的现代国家话语对于边缘群体的压迫性.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与其他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研究不仅揭示西方经典文本的意识形态霸权,更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后殖民本土文本对于"殖民"与"内部殖民"压迫性话语的揭示与颠覆.     

论“认同”的文学话语建构

认同是形塑人之为自我,民族之为集体自我的一个关键概念。晚近以来,寻找认同建构的有效路径,进而解决认同(或身份)的危机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语言、话语是认同建构的基础性要素与前提条件,而文学所具有的想象、虚构、情感等功能在认同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学叙事既是人们之间特定的情感方式的呈现,又是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形式的再现。文学不仅以其表意实践(话语)的形式呈现文化认同,文本本身也是对认同的表征与叙述,认同在文学及其文化关联中得到呈现。     

圣人，圣言与圣行：作为一种经学判断的“孔子作《春秋》”

从观念构成及话语运作来重访“孔子作《春秋》”的争议问题,可将这一声明解析为三项话语要素：即作者、文本与书写。在汉代,对《春秋》作者的溯归与形塑,关联着《春秋》文本和书写的定位,三者协同运作,表征着不同的经学立场与判断。在中国经学话语空间中,诠释主体与话语系统是相互生产的,而圣人、经书与书写这样的观念更需要被视为话语系统内部具有自我指涉与交互指涉意义的符号。“孔子作《春秋》”这一经学声明极为典型地体现了话语述行的能量：经学诠释主体通过言语行为的反复实施来构建话语事实,也施行经学实践本身。     

言说与倾听──从《罗亭》看权力话语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言说”与“倾听”是传统文本中典型的两性关系模式。男性言说,女性倾听是父权体制下的话语结构。这一权力话语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以男性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主流文化将男性作为创作主体、把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附属物的角色规范。对《罗亭》的重新解读,旨在揭示女性在文本中的倾听姿态是由于她们在历史中的被迫“缄默”和“匮乏”;女性的“语言拜物教”倾向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结果。     

福柯“权力话语”下的民族神话——以《西藏王统记》为例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广泛存在于早期文字书写的史籍中。通过梳理各民族造人神话起源类型,发现在藏民族史籍《西藏王统记》中记载的一则“兽妖造人”神话,区别于其他各个民族的叙事模式。通过对文本细致解读,从福柯“权力话语”视角出发,分析“兽妖造人”神话中“人之死”、“话语权力”、“凝视与规训”等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深层表述,揭示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解读同样适用于“后现代”等经典分析视角。通过个案的呈现,启发对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解读的另一种可能。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中国共青团话语的百年嬗变:主题、特征与启示——以历次全国团代会报告文本为考察中心

中国共青团话语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青团、如何发挥共青团功能的话语统称,话语主题的变迁折射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职能定位、发展方向的变迁。团代会报告作为共青团建设的重要政治文本,能有效反映不同时期中国共青团的不同话语主题。建团百年来,中国共青团话语主题历经“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到“复兴话语”的嬗变;实现了话语指向上从“革命先锋”到“时代新人”、话语内容上从“外来话语”到“本土话语”、话语形式上从“动员话语”到“引领话语”的“三个转向”。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建设是百年奋斗历程的续写,应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支撑、以“听党话跟党走”作为价值前提、以勇于自我革命作为发展动因、以尊重青年主体地位作为实践指向,充分发挥自身话语优势,为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建设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历史电影的转轨、再造与证成 ——当代美国历史电影的种族政治转向与话语接合策略

历史电影作为多元话语与意识形态争夺的文化场域，提供了一面从文化层面观照社会问题的 “影像之镜”。历史文本的每一次改写，都意味着话语生态与文化体系的改变或重塑。种族问题深植于美国的建国史与发展史中，并在不同历史年代的影视作品中延展出殊异的叙事文本，也暗含了种族政治在美国社会中的走向与态度变迁。通过梳理美国历史电影在叙事话语上的嬗变，将不同时代表征同一历史事件的影像文本相互对勘，从而揭示了美国历史影片的种族转向既是种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又以不同的接合策略介入现实，指引少数族裔进行平权抗争，从影像话语出发不断形塑着美国种族政治的时代地形图。     

公共知识分子之于反话语文本中的历史意识——评J.M.库切的《凶年纪事》

《凶年纪事》是一部糅合了杂文与小说、议论与叙事的文学作品。文本中不仅存在着不同文体之间的数次互涉与交流,无形中消解了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模式,与此同时也建构起一种积极的反话语姿态,其中还大量充斥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库切和“他的人”——C先生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审视和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理性话语的鞭挞,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时代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忧患意识,也流露出他们意图颠覆单一历史叙事和重构多元化、异质化的历史叙述的决心。     

中西集句诗论比较

中西文学史上的创作者与批评者都习惯将集句创作比喻为文本补缀的艺术,这为二者的理论比较提供了基础。集句倾向于采择具有公共性的文本材料,所谓“公共性”一般只能依托于文学经典。这使集句本身带有文学追忆与经典崇拜的性质。集句作为一种写作,形式上是文本的转移与组合,但又不止于此,这一过程还包含着意义的重新“赋予”。换言之,集句创作者是在进行文学的再生产。每一次再生产,都使原先的经典文本或多或少发生了意义上的转变。因此,看上去仅仅是文本游戏的集句诗,实则也是在探索语言、文本的意义边界。这个边界总是可以被不断推展。     

话语生产与实践美学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尽管对于语言学和美学问题没有做过系统全面的阐述，但是在他们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之中，语言（言语、话语）是实践的一种类型，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中，福柯等哲学家明确地把“话语”作为“话语生产”或“话语实践”来运用，一些语言哲学家也指出了语言的实践功能，从实践的对象性、意向性、目的性、感性活动性等特点也应该把话语生产作为实践的一种类型。话语生产无论在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之中，还是在直接生产审美对象的精神生产（艺术）之中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实践要素，尤其是在文学生产之中更是一种主要的实践要素。新实践美学揭示了话语生产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之中的中介性，从而发现了话语生产的审美本体意义，是对实践美学的一种创新。     

文学虚构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对文学虚构很不重视,有关研究停留在皮层的理解和阐释上,或者认为虚构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或者只是文学的审美特征。实际上虚构乃是文学的本体之存在,是文学区别于历史、传记、心理学、语言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核心性质"。虚构表现在文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文本言语方面。文学的虚构是通过文学文本言语体现出来的,文学文本言语也是虚构的,文学不是生活事实,而是话语事实,话语事实并不是生活事实本身。     

文学视域下的“叶韵”法及其意义

“叶韵”法主要用于经典韵文文本注音，有效地疏通由于古今发音演变而造成的押韵问题。“叶韵”法在经典韵文文本的吟咏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使众多经典韵文文本更流畅地讽诵于口。历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表明，“叶韵”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其文学意义有待凸现。     

身体叙事中的性别主体辨析——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一、作为“现代现象”的身体话语 在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文化语境中，一些男作家关于新女性的想象集中体现于女性身体的话语呈现，也就是说，在两性情爱格局中，身体符号成为“揭出一时代心理冲突的叙事焦点”。正如布鲁克斯所指出的：“在现代叙述文学中，主角通常渴望某个身体（最常见的是另一个人的，但有时候也是他或她自己的），而那个身体对于主角来说显然象征着‘至善’（ultimate good），因为它似乎拥有着——或者它本身就是——通往满足、力量和意义的钥匙。在阅读的层面，认识那个身体及其秘密的欲望就转变成了另一种欲望，就是想要掌握文本的象征体系，其内涵、快感和意义之创造的关键。对于身体的欲望也许意味着承诺进入象征秩序的‘存在的理由’。”     

论《百合花》对政治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解读的超越

茹志鹃的《百合花》内涵复杂，主题多义，价值多元。作为一个艺术文本，它体现了道德美、人情美和人性美。“十七年文学”，受政治功利主义影响，普遍追求浅俗直白，体现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百合花》则是那个特殊语境中“话语蕴藉”的特殊文本。     

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探赜

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讨论和思考。在文学/文化翻译中,翻译的文化要素和历史要素尤为重要,文化和历史深化于文本两端,是译者空间的核心要素,从内涵深处影响着各方意识形态认知及译者翻译行为。在翻译实践中,文化和历史不但影响文本意义本身,同时对翻译思想也存在本体性影响,该视阈为国家翻译话语建构指明新的路向,即既坚持本我性和特质性,同时尊重他者性和异质性,注重人文性与交流性建设。译者应当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的心态正确面对本我文化和异质文化,以文化和历史为场域构建特色中国文学/文化译论和翻译话语,促进中国文化外译和传播,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推进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