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公共产权与委托代理

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基础上的委托代理制度,国有资产中蕴含的公共产权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的特殊性,产权主体不明确、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链冗长,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不仅存在代理风险,而且存在“委托风险”。完善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必须针对公共产权的特性,在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监控机制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外部治理结构和监控机制。完善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必须针对公共产权的特性,在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监控机制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外部治理结构和监控机制。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博弈分析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 ,企业是一系列委托—代理契约关系的集合。而这种委托—代理契约关系又是一种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基于这一原理 ,本文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 (包括国有控股企业 )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剖析 ,并从健全博弈行为主体、建构重复博弈运行机制、完善可实施的惩罚策略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建议     

乡镇企业代理成本存在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我国乡镇企业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控制型企业治理结构,乡镇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其实质是一种行政性的委托代理制,在这种企业治理结构下,存在政企不分、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监督制约机制、代理人缺位等问题,致使我国乡镇企业代理成本较高,应通过改革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完善竞争性的企业家市场等措施,提高我国乡镇企业代理效率。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存在的问题中,公司治理结构运作失灵是阻碍国有企业深入改革的最大障碍。本文首先明确了当前认清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根源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根源一一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经营者选择机制不合理和股本结构不合理。     

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两个关键问题

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是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两个关键性问题。只有不断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 ,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状况 ,并培养高素质的企业家 ,才能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     

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及制度安排的思考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产物 ,其内容包括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即一个有形的三层次的制衡机制和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即一个充分竞争的、完善的市场存在并发挥作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两方面均存在问题 ,改革还需不断深化。     

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比较——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家族控股型及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治理机制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间接检验了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在代理成本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治理机制的影响下,家族控股公司的绩效要好于国有控股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家族控股及国有控股公司的绩效均有正向作用;治理机制对国有控股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大于家族控股的公司。基于这些发现,得出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不如国有企业严重。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探析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委托代理问题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文章在阐述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把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国有股份制企业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应用到国有企业中,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运作思路,以期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农村信用社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策略研究

农村信用社内部治理机制弱化、外部治理机制缺失以及发展内驱力不足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其运营效率与竞争能力,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三农"对金融的需要,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问题再次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焦点。从信用合作制度的变迁来看,我国农村信用社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和"内部人控制"存在深层矛盾,农村信用社治理结构优化问题亟待解决。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提升的影响研究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完善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并对国有企业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渠道和效果。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决策流程,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绩效。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够降低国有企业治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中央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显著,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其边际效应呈递增态势。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中,企业需要不断强化党组织与治理结构的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降低多层次委托代理诱发的治理成本,并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政府应从外部监管机制上强化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     

再论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补充”

为什么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已不再是“补充”,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认为 :这既是依据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现实作出的正确判断 ,也是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的需要 ,从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看 ,也是如此。     

浅论我国国有企业人才激励机制

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引人、要人和用人方面都面临诸多的挑战和难题,构建国有企业科学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分析国企人才的激励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完善的企业人才激励机制策略。     

健全国有企业人才保留机制的途径

通过对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现状的分析,阐述了国有企业留住人才的必要性,提出了健全国有企业人才保留机制的途径一是建立能充分体现人才价值、有竞争力的薪酬机制;二是建立多层次、多内容的人才激励机制;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训开发机制;四是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环境.     

无权行政纳入行政救济的可行性及机制建设

无权行政与民事侵权行为之间异同共存,我国目前将无权行政纳入民事救济而不是行政救济制度体系值得商榷。无权行政并不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将其纳入民事救济主要缘于私法理论与制度较公法发展更早、更完善。将无权行政视为行政相关行为并适用行政救济机制,虽具备可行性,但在操作上会遇到诸如无权行政无法纳入行政复议救济、对相对人的损害赔偿不利、无法适用公法原则和规则等若干问题。无权行政回归行政范畴并适用行政救济途径,必须确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针对无权行政的正当防卫制度、行政委托制度;厘清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界限;严格公务形式要件和手续程序。     

论社会关系嬗变与民政工作转型

当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发展空间时 ,因全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然引发中国社会基层公共管理权力的社会化 ,引起一般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的重组 ,引发中国传统民政工作管理模式与运行方式转型。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正促使国家力量对转型社会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这一必然的、已经发生的现象、趋势与进程 ,或许将最终形成自下而上的、国家与各平等社会主体之间依法自治的责、权、利有机统一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社会良性运行体制与机制     

渐进式改革、金融产权与转轨时期的银企关系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要求为国有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以使经济平稳增长 ,由此金融产权安排就具有产权国有和市场垄断的特征。银企关系作为垄断性国有金融产权的产物 ,必然具有双重属性、双重约束、双重调节和双重市场的特点 ,并在债权债务约束、利率机制作用以及经济政策效力等方面表现出其内在缺陷。由此出发 ,重塑银企关系的关键是改革垄断性的国有金融产权 ,即在增量方面推进民营经济的内生性融资方式扩张 ,在存量方面对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实施分类的股份化改造。     

国企下岗职工生活保障金来源研究——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

中国目前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如果不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保证其基本生活,将影响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和社会的安定,本文利用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此资金在政府、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哪一方负担的多此,哪一方负担的少一些,取决于政府在未来经济增长、当期居民福利、政府财政赤字、GNP以及部门产出、部门价格之间的取舍。     

转型期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由原有的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过滤的一种模式。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改革时已退休和已参加工作的职工的养老金个人帐户没有积累基金。由于这部分职工的养老金已经以利税形式上交给国家,包含于现有的国有资产之中,因此政府应该承担制度转型中的这种养老金隐性债务。具体筹资方式包括：变现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和国有股股权,适量进行财政补贴。采纳这三种筹资方式对养老金的隐性债务进行补偿,不仅能顺利实现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转轨,而且有利于企业多元投资主体的形成,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成熟与发展。     

论经营性国有资产代表人分级梯次结构的建立

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国家所有、分级代表”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模式 ,对丰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具有重大的价值。“国家所有、分级代表”可细化为经营性国有资产代表人分级梯次结构这一技术性的制度方案 ,其具体内容包括国有资产代表人的授权环节与制度要素等多方面。授权环节的顺畅与制度要素的完备 ,是实现“国家所有、分级代表”之制度构想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