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权沦丧与回归记事

香港主权沦丧与回归记事李慧郁秦至东晋初年属南海郡番禺县管辖。东晋初年至明隆庆六年（１５７２）先后属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广州府增城县管辖。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至清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国“...     

晋宋齐涪陵郡废置及属州考

西晋仍置涪陵郡后,由于涪陵郡本身置废不一和诸家史地志书记述不清,晋宋齐时期涪陵郡废置与属州问题成了后人不太清楚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学者认为三峡地区的涪陵郡在西晋后期因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而废罢,到南北朝的齐朝时才复置;西晋到齐,涪陵郡都属于梁州。这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是东晋、南宋仍设置涪陵郡,西晋后期到齐朝,涪陵郡均属于益州     

李商隐诗中的巴西

李商隐入蜀时写过一首七言绝句,题为《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这首诗是: 梓潼不见马相如 更欲南行问酒垆 行到巴西觅谯秀 巴西惟是有寒芜 李商隐时候的梓潼。即现今四川省的梓潼县。梓潼有个长卿山,是司马相如的遗迹,历来没有异议。但李商隐时候的巴西究在何处?注家却颇有争论。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根据巴西郡即今阆中的说法,认为巴西郡所属的南充县是谯周的故乡,     

东晋南朝时期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东晋南朝各代政权,都曾于其管辖区内设置侨州、郡、县,安置、优抚北方南迁流民。为北方流民即侨人专门设置地方管理机构,始于东晋初年,历经宋、齐、梁、陈,直到隋初全部裁撤,前后二百余年。这一措施,对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安辑北方流民,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南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东晋王朝开始的大规模地设置侨州郡县,是为解决当时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流民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西晋末年,由于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并     

“东原”、“太原”、“东太原”、“南太原”详考——兼论罗贯中籍贯“东太原说”之误

近年来,力主罗贯中籍贯"东原说"的学者根据东晋时期在今山东设立的"东太原"郡,认定《录鬼簿续编》之"罗贯中太原人"之"太原"即指"东太原"。实际"东太原"只是东晋南北朝时期设立的众多侨置"太原郡"中的一个,其目的是安置来自祖籍太原的侨民。它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地名,不可能成为"罗贯中太原人"的依据。与"太原"地名的唯一性形成对照的是,"东原"作为地名反倒不止一处,魏晋南北朝时也曾设立过众多的"东平郡",这些侨置东平郡同样不能作为"东原罗贯中"的籍贯根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类观点显得十分荒谬。我们除对这些学者历史常识的严重缺失感到意外外,更对他们为成就己说不顾正常的逻辑思维而生拉硬扯的所谓学术研究行为深感不安。     

湘州考

地方志对湘州的记载混乱，一些权威著述和工具书，辗转相因，对于其创设时间和所辖郡县及现今所在地域记述误谬，一直不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作者在查阅大量资料之后，从五个方面对湘州进行了考证，纠正了一些误谬。一、湘州设置于西晋，不在东晋；二、南朝只有一个湘州；三、湘州初由荆、江二州八郡析置；四、湘州辖郡考；五、晋宋湘州四省四立。     

论陈寿《三国志》

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人。少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治《尚书》、《春秋三传》,对《史记》、《汉书》钻研尤深。史称他聪警敏识,文才富艳。仕蜀为东观秘书郎,时宦人黄皓操弄权柄,朝臣多顺旨阿附,寿独持正不屈,由是屡遭排挤。     

刘勰的籍贯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彦和,据《梁书》卷五十《刘勰传》记载, 刘勰为东莞莒人,对此,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一文曾做过专门的考证。根据杨先生的考证成果,并结合一些其他史料,我们可以知道:莒即今山东莒县,春秋时为莒子国,西汉属成阳郡,东汉属琅琊郡。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置东莞郡,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将莒划属东莞郡。晋永嘉时,天下动乱,北方沦陷于异族,东莞亦在其中。渡江以后,随着北人大批南移,东晋政权在南方大量侨置州郡, 即将原先的一些北方州郡名强加于南方的土地上,以安置和安抚这些北人,巩固自…     

东晋王兴之墓志跋兼论及兰亭序问题

一、关于东晋王兴之墓志的补充墓志起数句云:“君讳兴之,宇稚陋,琅玡临沂都乡南仁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琅玡王氏云:“王离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玡,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云云。北魏《王诵妻元贵妃墓志》首行云:“魏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通直散骑常侍王诵妻元氏志铭。”又北魏《王绍墓志》亦云:“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三处所书琅玡王氏居临沂县乡里之名称,皆与《王兴之墓志》相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多舛错,此条确属可信。东晋初南迁,     

浅析会稽郡在东晋南朝民风变迁之因

会稽郡作为与当时国都建康相重的大郡,有东扬州之美誉。自汉以来迁入的士人日益在当地扎根,与晋末永嘉之乱到南朝迁入的北方士人共同构成当地的上流社会,对当地百姓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会稽民风也在东晋南朝这一时期,经历由尚武转为崇文的过程,此文就这一现象进行探究,从主客观角度辩证唯物主义地分析其原因。     

民国后期县参议会与地方政治——以浙江省鄞县县参议会与县政府关系为考察中心（1946-1949）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new county system”, pursued local autonomy actively and established public opinion organs at all levels. The government hoped to the County Council serving the role which assisted the government work and communicate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opulace. The County Council of the Ningbo area which found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did not will to be like this. They assisted the government 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upervised the county government using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by law. It m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became intricate. The County Council had become independent authority along with the county government. Local social elites had expanded their influence on local politics with the help of local autonomy. The County Council of Yinxian county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湖北省强县扩权效果分析

为了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省区的经济差距,湖北省借鉴浙江"强县扩权"经验,将大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直接下放给县,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文章用定量的方法测度并比较"扩权"前后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分析"扩权"的效果.     

成都市县域工业差异化转型升级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县域工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加速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通过系统梳理和总结成都县域工业发展现状,从规模总量、经济效益等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成都县域工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在总结和借鉴先行地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对成都市县域工业差异化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思路与对策。     

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的逻辑关联与进程

中国县级管理从学术讨论到县级管理改革讨论存在三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分析视角：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县权的权力结构、县政的政权架构和县域治理的公共协商取向存在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特征,体现为制度合作方式的不断演进。县级管理制度创新可以探索县级管理变革的制度合作复合形态,核心环节是权力结构和政权架构的整体设计,这是县级管理改革有序发展的基本保证。     

湘潭地名源流考

秦置湘南县,县治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梁天监（502—519年）中,置湘潭县,辖今衡东县及攸县西乡地域,治今衡东石湾附近。以县治临湘江,境内湘、洣、浊、永乐诸水多深潭,故名。唐天宝八年（749年）,迁置湘潭县,县治从石湾迁驻洛口（今湘潭县易俗河城塘镇）。其时湘潭县域,约为东汉时湘南县地。     

关于党内县级层面直接选举问题研究

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分析等方法,从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中国推行党内县级层面直选的可行性分析、推行党内县级层面直选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三方面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党内县级层面直选在中国选举制度完善中的重要意义和实践价值。得出结论:党内县级层面直接选举较之于间接选举,民主程度更高,更能体现党员意志,在实践中是可行的,是理顺党组织权力授受关系、巩固党执政组织基础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具体行动,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科学选拔任用机制的有益探索,有利于实现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要求。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县域金融创新研究

新型城镇化需要新的县域金融。县域金融作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力量,必须随新型城镇化的新需求而创新。当前,县域金融服务新型城镇化存在体制、信用、供给和人才等方面的困境;创新县域金融服务新型城镇化应该更新县域金融发展理念、创新县域金融产品与服务、优化县域金融创新环境、建立县域金融创新的保险制度、加强县域金融人才和信用组织建设。     

对“省直管县”改革问题的理性反思

通过对“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理性反思可以发现,“省直管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它不仅受激励因素推动还要受约束条件的限制,因此不能过于看“恶”地级市而纵容县级政府的“要权”冲动,我们在改革方案及其实施路径的选择上应更加谨慎,以确保这项改革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     

县域信用体系建设的现实探讨

县域经济是全国经济的基础,是连接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综合发展的纽带和桥梁。县域信用体系是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的综合体现,对于促进县乡中小企业诚信经营、改善＂融资难＂局面、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构建和谐新农村都是一个任务重、意义大的时代课题,且已成为突破县域制度瓶颈,维系并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建设的现实思路和基本构架包括：领导机构组成、征信数据库构建、信用产品生产、信用市场培育、失信惩戒机制形成、信用运行模式与建设路径的选择。此外,农村信用文化、企业信用互助担保联合体、融资信用保险制度等也成为县域信用体系的有机组成内容。县域信用体系的成熟运行,将为建设省域乃至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奠定基础。     

第二玄菟郡探讨

学界对“玄菟”释义有不同的说法 ,而第二玄菟郡是在汉昭帝时将汉四郡合而为一之后 ,将玄菟郡又重置于原辽东郡长城之外辖区之内的 ,它同武帝所置 (第一 )玄菟郡在时间和空间上皆无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