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理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内在理路

玄学、理学均是通过诠释儒道经典而建构起本体论学说的。为了建构本体论,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本末论,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则是体用论。一方面,玄学的本末之辨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体用之辨。另一方面,理学的体用之辨解决了玄学本末之辨所留下的问题。理学家通过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才真正完成了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任务。     

中庸之道的现代经典诠释 --试析庞朴"中庸"视野中的"儒家辩证法"

中庸之道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思想要义.庞朴先生所建构的"中庸"视野下的儒家辩证法体系是中庸之道现代诠释的经典范例.本文从经典解释的角度出发,在分析了其学术与思想意义之后指出,作为经典解释它还是一种叙事性解读和工具性措辞,它展现了解释者之主体性与经典文本的内在活力之间的圆融契合.     

言意之辨的方法论意义与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

宋明理学“摆脱汉唐,独言义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的“新”既体现在“理本论”的哲学形态上,又体现在思维方法上。而之所以能够从“本然之全体”上实现为“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则集中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综合运用上。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和“存天理”的原则下,以“言意之辨”所蕴涵的“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和“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以及“辨名析理”的逻辑方法,解读儒家经典,重构儒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则是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超越汉唐而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     

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与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魏晋"言意之辨"缘起新论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论"《春秋》无达辞"的解释学意义

"<春秋>无达辞"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董氏对<春秋>文辞叙述特征的一种概括.针对此种叙述特征,董氏提出了"从变从义,一以奉天"的应对策略.从董仲舒对<春秋>具体事例的解释来看,他首先预设了<春秋>神圣的立场,并在解释过程中注重独修义的挖掘,在方法上通过以例见法,最后抵达"从变从义,一以奉天".这种解释体现了他对经典所包含共时伦理的把握,并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解释立场.由此观之,经典解释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也是一种伦理活动.     

"信古、疑古、释古"论评

自上世纪30年代起,学术界关于"古史辨派"这一概念主要有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顾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和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三说.冯先生所说"疑古派"是当时特指古史辨派之语,顾先生所说"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是从词义学上作出解释,现在看来均有明显不足.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信古、疑古、释古三派的合理解释,不妨回归胡适的"剥皮主义"和钱穆的"高山下石"之喻,也就是梁启超的"各时代逐次复古"思想.复古是恢复古代历史真相,只有做到了"以复古为解放",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以考信为重建,及充分认识到"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的学术走向,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之说才是具有意义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研究述评简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是指导主体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和具体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其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方法论的根本意义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突出问题而丰富自身理论体系,其根本价值取向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满足人们的理论需要和现实利益诉求。方法论科学性集中体现在与时俱进。在当代中国,“结合”前提下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整体性研究和创新方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文本文献研究而提炼的经典方法等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的主体框架。党和学界,对理论创新方法论基本内涵、根本特征、实践意义、价值诉求、历史经验以及体系建构和经典理论家理论创新方法论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当前,理论创新方法论建构仍然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的思维话语权威支持,其中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一是方法论主体的层级界定和分类培养：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经典理论中的经典方法论学习和研究;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历史经验总结和当代方法论建构;四是理论创新主体的方法论自觉性和自信心培养和树立;五是方法论主体的责任意识养成;六是方法论知识构成和实践逻辑的大众化推进;最后是方法论体系建构以及推进方法论实际效果检验和自身体系拓展的基本范式。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诠释学视域中的"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的解释方式,强调以"己意"来意度、推想和体味作品的意旨,是对解释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它强调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参与,肯定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它把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经典的解释学思想.     

黑格尔建构哲学体系的现象学方法探析

现象学方法是反映现代实践格局的思维方法 ,本文认为 :黑格尔是第一个用现象学方法建构其哲学体系的人。在现象学视域内 ,我们发现 ,黑格尔哲学不仅仅是传统所理解的思辩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他以其特有的现象学方法 ,确立了唯心主义实践观的基础地位 ,并对现实世界和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作了抽象然而真实的表达。马克思独具慧眼地发现并继承了这一“合理内核”,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本文力图通过对黑格尔建构实践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现象学方法的讨论 ,凸显黑格尔的现代性 ,以求对正确理解黑格尔哲学文本及其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 ,并对从现象学视域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有所裨益     

浅谈在大学数学教学中开展“数学研究性学习”

"数学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数学及相关学科教师的群体性指导下,运用类似于数学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去获取和应用数学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通过介绍"研究性学习"的内涵和特点,及数学研究性学习活动中的新型师生关系,论述在大学数学教学中开展"数学研究性学习"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探讨在"数学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应采取的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兵学思想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得以迅猛发展,主要有三个历史原因:一是频繁激烈的战争为兵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现实机遇;二是百家争鸣的浓厚学术氛围为兵学思想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三是出现了以孙武和吴起等为代表的杰出的军事家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古代兵学走向时代发展的一个高峰。     

隋炀帝与南北文化交融

南北朝中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在隋代统一后,由于文帝杨坚有违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思想和行为而延缓了其应有的历史进程.而受同一文化熏习、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炀帝杨广的文化政策与文化行为却顺乎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潮流,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论《周易》"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法

《周易》“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一方面象孝敬父母那样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辅相”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天人是一个开放、动态、不断调整的整体,这就为现在地球生态的严重失衡和生活环境的日益恶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框架。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陈亮和朱熹的史学观之比较探析

古往今来,许多研究者把南宋思想史上的著名学术公案——陈亮和朱熹之间的学术争端归结为“王霸义利”之辨,这固然是正确的,但论战双方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和治史价值方面的重大歧异,则是二人争论的原点,亦是他们思想观点难以弥合的最基本原因。     

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性要求和特征

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和方法从社会总体性、实践总体性、方法总体性和人的总体性四个方面从整体上规定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特征；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性要求和特征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和方法。二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共同实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态良好的系统目标。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确定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派生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系统。"文代会"对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作了梳理,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结论对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与管理体制的形成,是以"文代会"为发端,并由此获得理论支持。"文代会"显示了一个特殊年代对于文学传统的理解力,同时也表现出难于超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代变迁,"文代会"的思想、观念和概念有些已被摒弃,有些则在文学史书写中延续下来,甚至存留在"集体意识"之中,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历史的"想象"。本文试图从几个最有影响的概念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带有界碑性质的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