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意境”观考释

"意境"审美范畴的思想渊源是魏晋玄学与中国化佛学思想(禅宗)的结合,玄学家们通过对《周易》、《老子》、《庄子》的重新阐释,渐次建构起"有无体用"、"虚静逍遥"、"得意忘象"三位一体的玄学本体论,为意境的理论产生提供了本土思想资源。意境是"意象"与"气韵"两大审美范畴的融合,比较钟嵘的《诗品》与宗炳的《画山水序》,能够见出融通诗画的美学理论构成了意境理论的触机。意境范畴之所以生成于唐代,与唐代出现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有密切关系,也与审美实践中诗与画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存在着内在关联。     

论禅宗对古代"意境"理论生成的完形作用

禅宗以其一个关于"梵我合一"的精致周密的世界观理论,一套"自心觉悟"的解脱方式,一种"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对中国文学产生全方位辐射,渗透和影响到审美及其他各个文化领域.在审美理论方面,禅宗在庄玄哲学影响的基础上,对"意境"理论的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意在言外等主要内客,以及意境的艺术创造,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促就了"意境"这一美学理论的最后生成.     

禅思与诗思——王维山水诗创作的禅宗渗透

被誉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有"诗佛"之称的王维,深受禅宗的影响.禅宗思维赋予诗人静观、内省型的美感心理结构和顿悟然领、淡化时空观念的审美方式,诗人以禅宗悟道的方式体验山水,梵我合一,我之"思"消融于物之"境"中,使其山水诗形神兼备,意境空灵,禅趣盎然.     

由直观“自然”到直观“心灵”——论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

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乃是道、禅美学共同作用的结果。禅宗美学以其强调对"心灵"的直观,而在意境的创生中具有逻辑在先的突破性地位;道家美学以其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观,而为意境的创造积淀了情景合一的言说模式,具有时间在先的意义。意境的生成,经由了从直观"自然"到直观"心灵"的"向内转"。由道而入禅的背后,是心灵主体性的生成。     

《庄子》与唐代意境理论的浑全之美追求

在情景交融和虚实结合的表层审美特征下,唐代意境理论的核心美质体现为对浑全之美的追求。浑然一体性正是庄子道论的核心特征,这一特征同时映射到了庄子对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中。唐代意境理论中的浑全之美追求体现的是对庄子道论中浑全自然真美思想的继承。唐代意境理论对浑全之美追求具体体现为＂境＂概念的引入,并在唐人构设意境理论时从意境构造过程、意境的核心美质和意境的审美鉴赏的全方位思考中表现出来。司空图的＂全美＂观是唐代意境理论浑全之美追求最高、最集中的表述。庄子道论与唐代意境理论浑全之美追求的融合,得益于唐代的崇道风气和诗评家对庄子的向慕之心。     

丰情神韵 意致无穷

唐代,我国大量诗文创作的审美理论产生并盛行。日僧空海作为遣唐使来我国进行文化交流,随后编撰《文镜秘府论》。作品中,空海收录了王昌龄、皎然等人的诗文理论,并结合自身,探讨诗文创作规律和审美功能。空海认为这是一个由感性的意象,到触物起兴的兴象,最后到达虚实相生的意境的过程。由此,我们可窥见唐代诗歌美学理论之一斑:从刘勰的"窥意象而运斤",到殷?的"兴象"审美情趣,最终由王昌龄和皎然进一步揭示诗歌意境含蕴无尽的特征。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对意境理论的探讨,恰好与唐代审美意境理论的发展历程极其相似。     

辽朝鲜演的华严思想

鲜演华严思想的主要内容为：一是继承了唐代华严学的"真心"与"法界"等核心理念,二是吸收改造了天台宗的"止观"、"性恶"及唯识宗的"性相合一"思想,三是批判与融会了禅宗的"顿悟"与"一心"思想。鲜演的华严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唐代华严思想的内在理路及基本精神,反映了唐代华严学在辽代的传承与复兴。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与禅宗文化

21世纪的世界大同主义和多元文化潮流的涌现,使得国内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垮掉派之父"———美国后现代派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及其多姿多彩的诗歌。雷克思罗斯丰富的个人经历和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背景使他转向东方禅宗去寻求解脱。他与禅宗文化的不解因缘,促使他在其瑰丽的诗歌当中多次呈现了悠远而空灵的禅宗意境。体味到孤独、寂寞的雷克思罗斯,在禅境中得以顿悟,从而对生命的律动和灿然有着自己独到的体悟。     

从禅宗的兴盛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代佛教,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到哀帝天估四年(公元907年)共289年间,在中国发展至极盛。其中有许多重要宗派,对后来中国哲学界影响都比较大,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而在唐代中后期独居尊位且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哲学产生影响至近代而未已的佛教流派则要首推禅宗。本文试对禅宗形成和兴盛的原因和过程作一探讨,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一粗浅的论证。     

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从《水浒传》中的预言偈说起

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存有数量不少的禅宗预言偈,它们既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也是贯穿小说叙事的神秘纽带.这种预言偈在<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及<宋高僧传>等僧人传记中均有纪录.禅宗在宋元时代的盛行,使得预言偈以种种途径影响并进入到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之中,"说参请"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之一,而禅宗预言偈与古代小说的结缘,肇端于唐宋文言小说,唐代的敦煌变文以及南宋文言小说集<夷坚志>等书中皆有轨迹可寻.     

论王安石的晚年禅诗

王安石晚年二次罢相、退隐钟山后,创作了大量禅诗。这些禅诗主要表现在以禅典入诗、以禅理入诗和以禅趣入诗三个方面。其中禅趣诗最能代表王安石禅诗的成就,具有取境小巧、造语精工,善用譬喻、问句及诗风清雅、诗味含蓄等独特艺术特色。     

禅宗心性论要旨及其在唐代文人禅诗中的表现

文人禅诗具有宗教(禅)和文学(诗)二重性,是文人在创作中融入禅悟思维,以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为基础而形诸诗作,浸透着浓郁、强烈的禅学意蕴,具有一定的禅机、禅趣和禅意,渗透着淳淳禅韵和禅味。通过对禅宗心性论要旨的论析,可以发现:心在文人禅诗中主要体现出禅心、尘心和猿心三种内型,并且与文人形成互动,最终对唐诗创作手法、内容和意蕴的发展起到补充作用。     

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文学理论

晚唐五代是诗僧文学理论创作的兴盛期,诗僧们认识到作诗与禅悟的种种相通之处,并开创了“以禅喻诗”的道路,这一手法可细分为以禅评诗、以禅拟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四种。他们在句法理论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语言层面的探讨上,注重字句推敲,出现了大量“一字师”的故事,并提出“诗眼”观念;他们的诗格类著作,在体例方面也有不少的创新,为宋人所继承和发展。     

打诨是参禅、作诗、作杂剧的媒介——兼论宋代的戏剧思想

两宋文学存在一种诙谐为诗的倾向,诙谐为诗的风尚与两宋的说禅参禅的社会风气、杂剧的创作与欣赏风尚相通,三种文学风尚共时发展。打诨是参禅、作诗、作杂剧的中介。人们说禅、作诗、作杂剧、打诨,有意追求与体现语言机趣美;人们参禅、读诗、看杂剧、听诨(读诨)时,欣赏这种语言机趣美。     

论谷川俊太郎诗中的禅意

被称为日本民族"诗神"的谷川俊太郎诗歌中融入了浓厚的禅宗因素。其诗歌超越生死对立的纠缠,从"死"的角度回望"生",讴歌生命之于死亡的淡泊和从容,在"闲寂"中寻找"生"的种种可能性,追求瞬间永恒的华丽的生命感,并以"禅问答"、禅家语等默然的方式与世界交流,贯穿其中的内核便是禅宗对生命本真的解读。     

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习诗

作诗是诗人之本色，习禅是僧人必修之功课，两者似乎毫不相关，在唐五代，诗人习禅与僧人作诗甚至诗禅双习却是普遍的现象。对这种现象，前贤时彦多有解释。真实情况是，在消解情感的功能上，诗以导情，禅以敛情，互相为用，这才是诗禅双修的原因。     

佛教禅宗对王维山水诗的影响浅谈

王维常乐于禅,禅宗哲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和方法论内化成为王维的审美追求,外化则成就了他的诗歌创作,他深得禅家“不二法门”、“色空相即”三昧,故而其诗意象空灵、境界清幽,明秀的诗境中既有宁静的画面又有灵动的情韵,能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中透出幽深。受南宗禅“不立文字”的影响,王维做诗追求言外之旨以期达到对文字的超越,这使得其诗超旷空灵,如水中月、镜中花,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论金朝咏寺酬僧诗

金朝咏寺酬僧诗直接反映了佛禅对文学的渗透溶浸。这部分诗作包括三大类型: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向往净土、崇信佛禅的意识;借题咏寺院及周围环境表达对世事的感触和内心情致的抒发;通过酬僧之作表现文人与方外友人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佛禅的向往。它们所体现的佛禅意蕴的深度虽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佛禅对金诗的显著影响。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王安石晚年禅诗中的超然之境

王安石诗歌创作以熙宁罢相为界限,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后期诗作中有不少充满禅理、禅意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王安石表达了各种复杂情感,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种脱略尘世的心境,文章从三个不同的感悟角度深入考察了王安石晚年禅诗中的超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