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与妇女社会地位关系探讨——以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不仅体现在职场上具有同等的劳动机会和同样的劳动回报,而且体现在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大小上。基于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统计数据,相关分析表明:经济越发达、占有资源越多的城市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越短;教育年限越长、初婚和1980年后出生的已婚女性,家务决策权越大。要彻底改变女性的家庭弱势地位,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就必须加强政府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社会干预,实现女性由集体赋权向个人赋能转变,建立适应妇女群体特征的社会工作制度。     

个体化视域下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困境分析

立足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运用个体化理论对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经历进行个案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已婚妇女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并未实现完全的个体化,而是表现出一种赋权与崛起、被动与失落共存的状态。性别差异、角色分工的路径依赖等是导致她们难以实现完全抽离的根本原因;个人独自承担外出务工可能面临的一切未知风险,造成了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她们进城务工行动一定程度的失败;加之"嵌入"的制度环境不完善,她们的个体权益与权利难以得到保证。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个体化马赛克式的发展路径。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调查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女性家庭地位＂在本次调查研究中界定为已婚女性在家庭中所拥有的自主权、支配权、决策权,同时引入了家庭冲突处理方式以及家务分工状况、妇女自我角色认知等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其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调查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值差距悬殊;男性是家庭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家务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倾向仍很严重,＂男主外,女主内＂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有：思想观念的滞后、教育资源的匮乏、经济独立的缺失。针对此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为妇女呐喊--边疆农村家庭暴力的调查与思考

家庭暴力是一个有着复杂的经济、文化和法律根源的社会问题。其危害已严重阻碍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全社会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所面临的家庭暴力问题更呈现出复杂和隐性的特质。本文着重调查和探析了农村已婚妇女家庭暴力产生的根源和对策     

陕西省农村已婚妇女“五期”情况调查

女性是生育任务的直接承担者,生理的特殊性形成了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生理周期——经期、孕期、围产期、哺乳期和更年期。通过对陕西省农村已婚妇女“五期”情况的调查发现．农村已婚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与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2015年人人享有生殖健康”的卫生战略目标差距较大。为了缩小这一差距,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府投入;加强乡镇医院医疗环境条件的改善,提高医护人员服务质量;对农村妇女进行教育引导,变“要我检查”为“我要检查”：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提高丈夫对生殖健康的认识,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殖健康社会文化环境。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背景下南疆农村妇女反贫困长效对策

边疆民族地区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如何在这些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为当务之急。南疆是新疆扶贫重点县比较集中的地方,农村妇女劳动力占全区农村劳动力的44.9%以上,但农村妇女的发展现状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相对偏低、参与社会发展能力不足、家庭和社会地位较低、受教育水平不高、享受型消费较少、社会资本相对匮乏等。致贫原因包括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人文社会因素、政策与制度因素、个人观念因素等。反贫困长效对策在宏观方面应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安排来改善农村妇女的经济情况,扩大对农村女性群体的扶助力度;中观方面应通过不同的培训和职业教育来提升南疆农村女性文化水平;微观方面则以妇女协调委员会为连接中枢,构建各归口机构、妇联、志愿者、女性自身等共同参与的扶贫体系,形成扶贫的长效管理机制。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对当前安徽农村女性群体宗教信仰问题的文化学思考——以巢湖市李庄村、吴山村为例

宗教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在我国现有各类宗教信徒中,农村女性信徒占绝大多数。考察她们信教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农村基层组织宣教工作不力、妇女科技文化素质偏低、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宗教文化诱导乡村文化环境失范等。农村女性信教对社会造成了诸如削弱基层民主政权、危及社会治安、妨碍脱贫致富、制约精神文明建设、异化亲情友情等危害。因此,应采取提高认识,落实齐抓共管机制;强化载体,提升妇女思想道德境界;加大力度,提升妇女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建设,丰富农村文化活动,优化素质、提高队伍管理水平等措施。     

对当前安徽农村女性群体宗教信仰问题的文化学思考——以巢湖市李庄村、吴山村为例

宗教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在我国现有各类宗教信徒中,农村女性信徒占绝大多数。考察她们信教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农村基层组织宣教工作不力、妇女科技文化素质偏低、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宗教文化诱导乡村文化环境失范等。农村女性信教对社会造成了诸如削弱基层民主政权、危及社会治安、妨碍脱贫致富、制约精神文明建设、异化亲情友情等危害。因此,应采取提高认识,落实齐抓共管机制;强化载体,提升妇女思想道德境界;加大力度,提升妇女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建设,丰富农村文化活动,优化素质、提高队伍管理水平等措施。     

关于中国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思考

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妇女身心健康、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值得重视的是,现阶段中国农村妇女所面临的家庭暴力呈现出了复杂性和较普遍性.本研究在对中国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挖掘其深层原因,进而探索预防乃至消除针对中国农村妇女家庭暴力的对策.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引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发生变迁.但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等非正式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与农村工业化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对我国31省市统计资料的因子分析表明,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是不同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不同因子的作用力度和方向不一致,共同决定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具体路径.我国31省市农村工业化水平聚类结果与其对应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指标变量均值的比较,既体现出不同农村工业化水平地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特点,又以历史的脉络演绎我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轨迹和规律性,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时滞性和非平衡性.     

少数民族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和角色分析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村民自治的发展对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以国家制度运行的方式还没有完全体现女性角色及其参与的重要性,还不能很好地解决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能力发挥。因此还必须重视女性角色和参与的作用,即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资源享有和文化传统影响因素。     

当前中国农村妇女状况透视

农村妇女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促进妇女的发展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农村妇女的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党中央进一步指明了农村妇女工作的发展方向,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制定的农业政策和措施,为农村妇女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农村妇女的发展出现了勃勃生机。文章从2003年全国各地区的相关调查材料入手,从农村妇女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社会状况这三个主要方面分析了2003年中国农村妇女的基本状况及对未来的展望。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基本路径

非政府组织是农村学前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在弥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满足学前教育多元发展和补偿弱势群体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由于外部制度、内部组织以及社会支持方面的困境也阻碍了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此,非政府组织需要从国家制度支持、社会大众认可以及自身组织完善三方面探索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     

中国农村妇女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中国农村妇女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对近二十年的中国农村妇女研究重新进行阶段划分,并对中国农村妇女研究所涉及的性别与劳动就业分工,农业女性化问题,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及其变化,农村妇女科学文化素质及培训,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及影响因素,农村妇女与贫困,农村妇女与人口再生产,农村妇女与资源、环境和持续发展,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等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说明,从中总结出经验和不足。农村妇女发展要联系农村实际,要针对多方面因素考虑农村妇女发展与农村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农村妇女研究要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不同地域、不同环境入手分析当地农村妇女的实际情况,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得以借鉴。     

基于EQ-5D量表的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评价

目的：评价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生命质量,探索影响其生命质量的主要因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方法：应用欧洲生命质量量表（EQ-5D）的五维度测量体系及直观式健康量表（VAS）进行评价。结果：已婚育龄妇女的总体健康状况优于一般人群,妇科疾病是妇女的主要健康问题,在婚、受教育程度高且无慢性妇科病的已婚育龄妇女生命质量较高。结论：已婚育龄妇女要增强自身健康意识、调整好来自家庭与工作的压力。政府应该定期开展妇女病的普查工作,加大对女性受教育问题的重视,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提高妇女的生命质量。     

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解析

妇女土地权利问题成为农村社会的难题。它产生于宏观的制度政策、村庄及妇女个体等三个层面。现阶段农村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及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政策包含着产生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内在逻辑。村内的土地资源状况、非农产业发展影响着妇女土地权利问题。发达地区农民对土地经营收入的依赖程度高,妇女土地权利问题则较为严重。妇女的婚姻状况决定了妇女土地权利状况的个体差异。保护妇女土地权利应多渠道同时进行。     

女性形象的再塑造——太行根据地的妇女解放运动

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一次带有全民性质的社会变革,它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强烈地冲击了农村社会原有的家庭格局和传统的两性关系,是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沿海城市和各大都市出现的妇女运动的。这次运动是由边区政府组织发起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涉及内容广泛,参加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深远。更为重要的是,在非常态的战争环境下,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目的十分明确,成效也相当显著,即从身体和思想上解放占根据地人口半数的妇女同胞,把她们动员到抗战和生产战线上来,从而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     

中国农民工就业矛盾研究

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城市工业化的需求,使农民向城市移动无可避免.由于历史沉淀下来的城乡隔离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农民工本身素质、就业规划性与方向性差等原因,导致中国农民工低端就业、不稳定就业、自我及后代无保障就业、两栖就业等,以及雇主的低成本雇佣、一些地方政府不断享受人口红利等就业矛盾尤其突出,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资源配置失当、流动性加大、社会稳定等),农民工就业矛盾表现在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次,只有在相应的层次发挥政府、企业、农民工组织、农民工个体及NGO等的作用,通过政策调整、目标调整、行为调整等来消除、缓解农民工就业矛盾,统筹城乡,建设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