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投资评价的期权博弈方法应用研究

R&D投资具有不可逆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传统的净现值法由于忽略了R&D投资的期权价值,从而低估了R&D项目的价值,而目前利用实物期权理论评价企业R&D投资时又忽略了竞争对手战略行动的影响。基于此,结合实物期权方法和博弈论的期权博弈方法成为评价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下企业R&D投资决策问题的最佳工具,不但分析了R&D投资的期权价值,而且还将战略互动纳入到模型中。案例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R&D投资作用于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分析

R&D活动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是技术创新的核心环节;R&D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可用R&D对技术创新的种子效应、R&D对技术创新的生长效应、R&D对技术创新的引致效应和R&D对技术创新的自我增强效应来阐释。     

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R&D项目投资决策研究

本文在对实物期权理论和R&D投资项目中的期权特征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分别对R&D投资项目中的延迟期权和增长期权进行定价,从而得到R&D投资项目的收益现值在决策时点的临界值,以此作为企业进行R&D项目投资的决策依据。     

实物期权在R＆D项目投资评价中的应用

R&D是中国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用实物期权方法对R&D投资项目进行评价能够适应R&D项目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借鉴Geske(1979)提出的复合期权模型 ,本文对R&D项目进行了实物期权分析 ,将R&D项目看作一个复合期权 ,建立了R&D项目的投资评价模型 ,对模型进行了案例分析     

复合期权在R＆D项目投资评价中的应用

如何评价R&D项目投资已成为目前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R&D项目投资的基本评价方法———贴现现金流法 (DCF)已越来越不能适应R&D项目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而实物期权方法以其能够灵活评价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投资项目未来的增长机会的特点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借鉴了Geske提出的复合期权模型 ,将R&D项目看作一个复合期权 ,建立了R&D项目的投资评价模型     

当代跨国公司R&D投资的区位选择

跨国公司R&D投资区位选择要受到跨国公司自身的市场目标、东道国的R&D环境以及投资国R&D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应积极利用跨国公司R&D投资区位调整的有利时机,优化R&D投资的区位布局,加强与在华跨国公司的R&D合作,重点发展对发达国家的R&D投资,有选择地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     

在华外资企业R＆D投资行为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企业在华R&D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快速增长态势,而且这种投资行为表现出独特的区位特征和行业特征。本文基于在华外资企业R&D投资行为特征的分析,认为外资企业R&D投资正从分散化向国际化演进,而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已经难以对这种演进提供完美的解释,在华外资企业R&D投资已经成为其全球学习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对这种行为提出了新的解释。     

环境规制、R&D资本存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持续的R&D投入,而R&D资本存量正是衡量持续研发投入水平的最佳指标。本文基于BEA原理,合理测算出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西藏除外）的R&D资本存量,并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下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一定强度的环境规制会挤占R&D投入资源,与R&D资本存量的累积发生“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同时,R&D资本存量、环境规制对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制定差异化的R&D投资和环境规制策略。     

关于跨国公司对华进行R&D投资若干问题的探索

近年来 ,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对华开展 R&D投资活动 ,成为目前我国吸引外资的一种新形式。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对华 R&D投资的形式、进入策略及作用等问题 ,对如何趋利避害、积极应对 R&D的全球化浪潮 ,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R&D项目的不确定性投资评价研究

在对R&D项目投资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R&D项目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归纳为三个随机过程,得出了R&D项目的投资评价模型及最优投资原则。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对R&D项目的投资决策亦有一定的影响。     

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献综述与逻辑框架

文章系统整理了包括产业政策激励在内的政府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文献,旨在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文献基础性概要分析,也为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导向性视野,内容涵盖了政府政策激励(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对政府激励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评述、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框架探索、产业政策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后续的研究方向。尤其是试图将产业政策、研发投资与创新绩效等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给予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解释,以弥补现有文献在研究系统性上的不足。     

基于投资风险与阈值的企业产品创新理论

通过建立起企业产品创新的利润最大化模型,可以发现企业产品创新的研发投资所需满足的最低效率条件,即研发投资增加的单位产品收益必须大于研发投资的边际成本和分摊的研发固定成本之和,并可以得到由企业研发效率、研发边际收益等因素决定的最优研发投资规模、预期销售规模和利润规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产品改进型创新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小于新产品创新的市场风险,企业产品改进型创新可以达到更大的市场销售规模和利润规模。     

基于企业知识积累的研发人员激励模型

按照知识基础论的观点,分析研发人员对企业的双重贡献,其贡献不仅体现在直接为企业带来当期利润与市场价值,还可以提升企业知识存量,进而使企业获取持续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结果表明,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知识积累的研发人员激励动态模型。分析指出,一个有效的研发激励机制,应该使风险收入在研发人员的报酬中占相当比重,考虑研发人员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其努力的成本,与企业知识积累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挂钩。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高新企业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高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逐渐提升。大量的高新企业通过股权激励形式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文章以2010-2017年发布股权激励方案的285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管持股激励、高管股权配置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对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强度以及股权激励期限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在运用相关性以及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后,可知股权激励可促进研发投入,可强化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     

高管特征对提升企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

文章以2008-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高管特征对企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高管持股与企业RD投资效率正相关,高管年龄与企业RD投资效率负相关。通过对重庆市与东中西部典型地区(上海、湖北、四川)的对比分析发现,重庆市RD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都远低于其他三个地区;同时,重庆市RD投资经费来源渠道主要依靠企业,政府对RD投资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重庆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RD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上市公司创新能力指数的构建

基于创新经济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可持续竞争优势理论,从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构建涵盖17个指标的中国上市公司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利用层次分析和熵值赋权相结合的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以1 263家A股上市公司2015-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计算各个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指数,并基于权益薪酬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假设,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PSM-DID）对该指数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6个指标权重较高:专利质量、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资本化研发投入占比、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技术人员占比和研发投入增长率,这意味着创新产出的质量、研发投入的力度以及员工素质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尤为重要。（2）创新能力高的企业的研发投入资本化程度、技术人员占比、高学历占比和盈利能力高于能力较弱的企业。（3）所构建的企业创新能力指数能够有效地表征企业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