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实现持久粮食安全的基础

国际性农民运动组织“农民之路”在其多次会议和宣言中提出并阐述了食物主权的概念和主要内容。食物主权主张食物生产者自主地进行食物生产和贸易,反对新自由主义制度下WTO及其他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对各国食物生产和贸易的控制及资源的掠夺。一国如果丧失了食物主权,其粮食状况必然是不安全的。掌握食物主权是实现持久粮食安全的基础。     

经济政策与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 ,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是确保食物安全、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农民食物消费的前提。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政府必须根据市场经济规律相应调整经济政策 ,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分析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府采取的农业、农村经济政策 ,以及对食物生产与农民食物消费行为所发挥的作用 ,为新时期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趋向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中国真的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和不需要保护耕地吗——与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论”和“保护耕地错误论”相商榷

耕地资源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整个安全体系的基础,保护耕地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针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研究员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的"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论"和"保护耕地错误论",通过深入分析认为,从粮食需求量及基于耕地资源的粮食生产前景分析,在粮食自给率维持在95%的情况下,我国2020年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需求量约为1.20亿hm2(约18.0亿亩),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全国粮食基本自给的"红线",难以逾越;从国际粮食贸易市场看,最多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总量的5%～10%;从政治和整个国家安全角度看,也不可能依靠外国人来养活中国人.因此,茅于轼先生的"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论"和"保护耕地错误论"是非常让人费解的,它将危及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以及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未来中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实现粮食自给率95%的难度巨大,但只能迎难而上,别无选择.     

粮食安全观的转变与构建

粮食安全问题的治理方案,经过了数量化粮食安全观、市场化粮食安全观与社会化食物主权观三次迭代,三者分别侧重于粮食供应、流通与分配问题。实际上,粮食安全是一个综合议题,应统筹考虑粮食的自然、经济、社会与政治等多重属性,兼顾基本口粮供应与更丰富食物获取、国际市场粮食流通与国内食物权利分配,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中国式现代化的粮食安全方案体现为大粮食安全观,它不仅表现为大科技观、大储备观、大食物观、大安全观,还表现为国家、市场与社会共同缔造,中央、地方与基层共担责任的大责任观。     

缺粮的中国:过半省份难以自给 东北驰援东南

编者按"谁来养活中国?"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这个著名命题,就像是一个紧箍咒,时刻刺激着中国农业领域的从业者。人与地的关系紧张,是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5的人。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粮食生产保持了快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     

中国食物安全认识偏差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食物安全的认识在以下几方面存在偏差：食物安全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地区间、国际同比较优势与食物安全的关系。由于对食物安全认识上的偏差,使得政府政策制定与食和安全目标之间存在一些不一致,导致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多目标体系的不协调认识,对农业资源的永续利用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论中国食物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及其完善

食物权是人人享有的获得适足食物的权利。我国当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在内的食物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其内容涉及到食物生产和流通、食品安全、食物在文化上的可接受性、自然灾害的食物保障以及社会弱者的食物权保障。尽管这些法律对中国食物权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我国应该将食物权明确规定为宪法权利,制定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制订营养立法,并在灾害法律中明确规定国家的食物保障义务。     

基于主权发展图示的行政行为行动逻辑

从行政学视角来分析,本质上,主权起源于社会治理。从学理上看,共同体设置主权者主要是为了提供和维护公共产品。主权和主权者是两个历时性的概念。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发展到后工业化,主权的属性将从私人属性逐渐回归其本质的公共属性,主权者也从私有属性的主体转化为公共属性的主体。行政行为的行动逻辑是行政责任结构形成、责任链条传递和责任实现的逻辑。在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行政行为的责任结构从农业社会以秩序为主导发展到工业社会以效率为主导,并在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共同体中形成以公平为主导的责任结构。     

粮食安全“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

粮食安全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根据"十三五"时期我国人口、土地、城镇化、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国情,预测未来六年我国的粮食需求数量进一步上升,人民对粮食品种质量的要求迅速提高,供需数量的矛盾会相对缓和,但质量和品种方面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同时我国粮食安全将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挑战与深化改革和开放、农业技术快速进步等机遇。因此,根据国家粮食与食物安全意图,要树立从单一安全到全链条安全、从产量安全到生态安全、从消极安全到积极安全、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及原则,处理好供给与需求、国内与全球、政府与市场、安全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到2020年基本建成高效、开放的现代粮食安全体系。     

从粮食生产到生计安全：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演变综述

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从初期主要关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提供充足粮食供给的能力,向三个方面进行了扩展：第一,关于粮食的流通、可获得性以及可接受性的研究逐步被纳入到研究范围;第二,关注的粮食问题范围从单纯的粮食安全逐步扩展为包括营养安全以及生活安全的更为宽泛范畴;第三,越来越多的关注粮食除了其营养提供功能之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意义。结合粮食安全概念和内涵的历史演进,本文将近40年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关注国家粮食安全并强调粮食供给阶段;关注家庭粮食安全并强调粮食获取阶段以及关注家庭食物安全、营养安全演变为关注家庭生活安全阶段。并结合不同阶段的研究背景,讨论粮食安全问题研究重点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其框架。     

食物权的新发展——整体性食物权

传统的食物权注重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近来整体性食物权的提出表明食物权概念有了新发展。此前国际人权文件和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食物的可持续性。整体性食物权是将可持续性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融合为一体的食物权，其中可持续性是新的重心。整体性食物权的理论基础是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整体性思维。尽管可持续发展仍然遭遇质疑，但是作为一种理念和追求目标，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也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所确认。食物的可持续性不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也是一种行动纲领，它包含具体的要求。食物权与可持续性却也存在冲突，即今代人的食物权与后代人的食物权的冲突，需要协调和平衡，关键是要把握适度原则。食物生产自然影响食物消费，反过来食物消费也影响食物生产，因此，我们需要树立可持续食物消费理念，形成可持续食物消费文化，以引导可持续食物生产。     

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追问膳食:食品哲学与伦理学》评述

<正>近年来,化肥、农药以及各类食品添加剂等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增加农业产量、改善食品功能特性、促进农业和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值得高度关注和警觉的问题:水土污染、农业生物资源多样性锐减、食品不安全以及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等。尤其是"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集中爆发,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得不直面"舌     

中国食物系统演化及其包容性：基于食物货币的视角

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利用食物美元核算方法,分析1987-2020年我国食物系统增加值的行业与要素分配结构,以及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劳动收入差异,以考察食物系统演化及其包容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食物人民币中的农业生产份额从1987的66.02%下降到2020年的45.89%,而食品加工、服务行业的份额呈上升态势,食物系统在参与主体方面的包容性增强。第二,食物系统就业仍然以农业生产部门为主,但比重从1987年89.83%下降到2020年68.4%。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相关的加工业、服务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部门。第三,食物系统的劳动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1987年到2020年分别增长22倍和28倍。第四,食物系统内各行业的劳动收入差距呈现波动式下降态势,收入分配方面的包容性较低但在不断提高。泰尔指数从2002年的0.38下降到2020年的0.32,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分行业内各细分行业之间。     

“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大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其中的"农禅并重"乃是佛教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农业伦理的宗教化表达,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印度佛教中,寺院大都位于城市及其周边,僧人实行"乞食"制度,自己不用从事获取食物的生产劳动,食物由信徒供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山林化",僧人逐渐退居山林远离城市,从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供养,于是就只好自己开荒种地,从事农业劳作,并受禅宗观念的影响,直接将这种农业劳作视为修行,从而发展出了"农作即修行"的"农禅并重"体制。同时僧人们还有意识地用农业场景和农业话语来表达禅宗和佛教的理念,从而产生了许多"以农说佛"的禅宗作品。     

农业政策向可持续食物政策的转型与公平"食物环境"的创造:德国的设想

文章梳理了德国和欧盟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概述了德国农业政策在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和农民收入相对贫困问题后,农业政策面对的新挑战以及改革的必要性,指出在多重政策目标冲突的背景下,需要系统性制定农业政策,对传统的农业政策进行全面改革是非常重要的.2020年下半年,德国作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公布了其农业政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可持续食物政策:制定综合食物政策和创造公平食物环境》,开始引领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由以往关注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两个支柱转型为"可持续食物政策":从社会、健康、环境和动物福利四个维度综合考虑农业的外部性,然后从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性政策,创造公平的"食物环境",达到促进农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高质量发展的农业必须创造公平和良好的"食物环境".这为中国系统性的农业政策改革,让农业更加"绿"起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参考和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重新思考

当前全球食物系统已经受到诸多威胁,新冠肺炎疫情使食物系统更加脆弱,同时敲响了重新思考未来农业食物系统的警钟,世界进入多危机并存的复合型风险时代,增强食物系统的“韧性”至关重要。文章全面介绍了当前全球食物和营养安全面临的现状,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食物和营养安全带来的挑战,并对未来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发展着力点进行了思考。截至2019年,全球有6.9亿人遭受饥饿困扰,20亿人无法正常获取安全、营养、充足的食物,1.44亿儿童发育不良;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破坏了全球食物供应链,使弱势群体遭受重创,饥饿人数大幅度增加;未来食物系统应当是高效高产、低碳、健康营养、韧性、可持续并具有包容性的生产系统,其中“韧性”对于应对新冠肺炎等冲击并从中恢复至关重要,文章从技术、政策、制度、贸易等方面阐述了增强未来农业食物系统韧性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粮食安全权何以确立——从中国《粮食法》的制定展开

中国《粮食法》的制定是确立我国粮食安全权的契机。粮食安全的公共利益属性决定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仅仅作为法益而存在,而且要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如"食物权"的规定),提升为粮食安全权,通过我国《粮食法》加以规定,甚至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体现到《宪法》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明晰粮食安全权的主体、内容、客体,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这一权利,真正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反全球化人士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诉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反全球化人士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实践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启迪。开启食物安全的中国和谐之旅,要在全社会树立起食物安全无小事的社会理念;要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中国的种业公司要对跨国种业公司对全球种子进行的商业圈地行为保持警惕;中国政府要加快推广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农业生物技术成果,要切实提高其履约能力,要采取措施化解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要采取一些社会权利非商业化的政策,要加强转基因生物特别是转基因水稻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工作,要加快责任政府的建设步伐,要通过制度化建设来解决食物安全保障问题。     

加入WTO与中国粮食生产对策

当前 ,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着人口数量增加、食物消费结构转变、耕地面积减少和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四大问题的困扰。加入 WTO在关税减让、关税配额增加及限制国内支持三方面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将带来极大的机遇。控制人口增长 ,保护农业资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作物种植结构 ,降低粮食自给率 ,可使我国粮食生产立于不败之地。     

反全球化人士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诉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反全球化人士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实践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启迪。开启食物安全的中国和谐之旅,要在全社会树立起食物安全无小事的社会理念;要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中国的种业公司要对跨国种业公司对全球种子进行的商业圈地行为保持警惕;中国政府要加快推广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农业生物技术成果,要切实提高其履约能力,要采取措施化解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要采取一些社会权利非商业化的政策,要加强转基因生物特别是转基因水稻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工作,要加快责任政府的建设步伐,要通过制度化建设来解决食物安全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