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乡风文明与当前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以山东省“乡村文明行动”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了“五位一体”建设的总要求,其中“乡风文明”是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结合山东省最近实施的“乡村文明行动”,以“乡风文明”建设为重点,分析当前村庄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分析乡风文明与乡村道德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新型社区建设之间的关系,探讨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村庄建设和文明水平提升的路径选择,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以黔北A村为个案

驻村第一书记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显著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论文基于驻村第一书记嵌入黔北A村乡村振兴的个案，分析A村由脱贫转向振兴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驻村第一书记从政策宣讲和重视教育、评选先锋模范激励村民、挖掘乡村红色资源、发展种养殖业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实践助推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他们处在“结构洞”的位置，拥有资源优势、对党的政策的宣传落实和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功能，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从而带动村民发展致富。但是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也要注意扮演好“帮扶者”的角色，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引导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及配合，在嵌入资源对乡村振兴的同时还要注重村民主体性的培养，并且要为乡村建强基层组织，从而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

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进而决定了乡村振兴路径抉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异质性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村庄分类为中间变量,构建乡村振兴的分类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3个典型案例加以剖析。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禀赋、村庄分类与乡村振兴三者之间关系紧密但作用机理并非线性。基于异质性资源禀赋可将村庄分为资源禀赋优势型、资源禀赋平庸型和资源禀赋劣势型,且不同类型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及其振兴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需制定分类治理的靶向振兴计划,厘清不同资源禀赋村庄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期实现乡村的分类振兴。     

参与式行动：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路径选择

实现农村发展是中西方国家面临的共同议题。以近代西方国家发展干预的演变过程及特征作为线索,罗伯特·钱伯斯在《农村发展：以末为先》一书中深度反思农村发展实践项目失败的主要缘由,围绕实践干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外来者”要进行价值转换,遵循“以末为先”的发展理念,并认为参与式行动是该理念的实践方案。中西方国家在历史演变进程、制度环境、乡村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应结合中国城乡发展逻辑体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要求,探讨罗伯特·钱伯斯提出的参与式行动在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适用性与重要性。乡村振兴是“外来者”与当地民众之间双向互动、共同参与的过程,其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此,要立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本土化特征,在充分发挥“外来者”与“内部人”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同时,在乡村振兴具体实践中还需明晰各个行动主体的能力和任务,实现“参与”与“行动”的兼顾,高效整合多元系统,从而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开展。     

面向不确定性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及其实践启示

乡村数字化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主要包括技术维度的“数字下乡”、主体维度的“数字农民”以及情境维度的“数字乡村”。但技术应用、主体变革以及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也渗透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之中,从而可能导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社会发展进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情境”。因此,当下的中国乡村数字化建设将迎来巨大的情境挑战,亟需树立“不确定性”的发展思维,从技术应用、主体赋能和情境治理等维度共同深化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乡村——基于5省10村调研的分析

数字技术为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工具。本研究基于5省10村的社会调研,从村庄内部的视角出发,呈现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整体图景,剖析数字技术形塑乡村社会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多重效应。研究发现,外源性的数字技术在嵌入乡村内部系统的过程中,以硬件和软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乡村发展的底层架构和技术基础,并在乡村多元场景中广泛运用,这构成数字乡村建设持续运行的整体图景。乡村内部各要素在与数字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结构性变化,数字技术在不同层次和维度重塑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和社会生态,农民个体生活、乡村群体结构、乡村产业形态、乡村治理形式、乡村公共性等均发生不同程度的重构。本研究认为,数字乡村的研究、政策与行动应该从技术变革、主体赋能和村庄本位的角度出发,在尊重村庄主体性和保持乡村性的基础上,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调适与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党组织社会的机制与运行空间——基于S省J镇党建创新实践的考察

基于S省J镇的党建创新实践,以“政党组织社会”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一般农业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组织性缺失与艰巨性发展任务之间的矛盾。基层党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以凝聚各方面资源、激发振兴动力。J镇通过区域化党建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及党员联户等实践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形成了对乡村振兴强有力的引领能力。当前,应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统筹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充分调动普通党员走群众路线,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组织性。可尝试通过区域化党建的做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的时代契机与策略选择——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域的研究

基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影响力、生产者的生态保护意识及地理标志的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剖析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指出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村文明”为阶段性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是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的时代契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来看，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发展之路不应该是一条单调的发展之路，而是兼及经济、生态与文化等内容在内的多样化的发展之路：其一，建立若干适当的产业集群，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其二，积极保护原产地的自然环境，倡导生态农业；其三，深入挖掘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历史意蕴，塑造鲜明的品牌形象。     

“半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提升路径研究

“半熟人社会”是以社会学概念“熟人社会”为基础，基于现代化发展和乡村社会实态，对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特征作出的概念性表述。“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环境特征会对身处其中的农民在社会意识及行动逻辑方面产生影响，其中既含导致农民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主体性不足的消极条件，同时也存在可以增强农民主体性的重要资源。由此应从重塑“半熟人社会”中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入手，加强乡村组织建设、汇聚人才资源，不断提高农民主体的组织化水平以及自身综合素质，避免乡村建设陷入农民主体缺场的困境，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主体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路径研究——基于“三瓜公社”特色小镇的考察

通过对“三瓜公社”特色小镇的考察,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多主体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具体路径。在实践中,“三瓜公社”特色小镇围绕推进产业、村庄和村民重塑,拓展宅基地功能,推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并取得较好的效益;激发包括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工商企业等多方主体在内的各类主体活力,并引导其通过多种方式共同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支持培育多方盘活利用主体、积极创新盘活利用机制,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的有效途径和政策措施,从而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面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乡村人力资本投资策略分析

人力资本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重要因素，而乡村人力资本的形成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的多样性。从乡村公共教育投资、家庭教育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投资、卫生健康投资、劳动力迁移投资以及“干中学”投资6个条件变量基础上，以乡村振兴发展指数为结果变量，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江苏省24个乡村振兴典型村庄(含社区)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乡村可以通过双轨型、延长型、外吸型和全面型4条路径开发乡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高水平发展。     

经营型治理：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中村庄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关中西部石头坡村的个案分析

乡村振兴中所演化出来的经营型治理逐渐成为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村庄治理中的一种有效模式。以关中西部一个村庄的个案为研究对象，从乡村经济-政治二维视角出发探析了经营型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治理所演化的逻辑转向。研究发现，村庄治理中的人才带动、公司化运作、国家政策的事中支持和针对乡村发展的阶段性任务转向共同形塑经营型治理的村庄治理格局。这种经营型治理对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经济型能人成为村庄的治理主体，经济型治理手段成为村庄的治理方式，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成为村庄治理的机制，村庄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     

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在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的村庄,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根据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村庄内生性基础结构分化的现实基础分类推进。城市吸纳型村庄具有靠近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村庄人口社会结构完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高,经济社会系统全面被城市所吸纳,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类村庄乡村振兴的实施方向。城乡互动型村庄主要通过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实现城乡关联,在人口流动和乡村资源配置中,形成了以中坚农民和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经济社会结构,这类农业型村庄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城镇化稳定器的功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基本秩序,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偏远村庄由于远离城镇以及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人口不断流失与村庄空心化的考验,因此这类村庄应探索生态保护为基础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基于闽南D村瓷砖产业的考察

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内生型乡村产业.通过对闽南村庄的一个专业市场进行田野考察,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内生型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发展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经营主体.在产业发育阶段,农民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并且基于同乡互助,在专业市场内部达成保护型经营共识,避免恶性竞争,形塑出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内生型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维持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对村庄生活有长远预期,有利于维持村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但同时要注意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低水平困境.基于此,建议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产业振兴与社会效益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农村闲置宅基地有效利用：动力基础与实现路径——基于昆明市乡村振兴试验区Y村的观察

如何通过有效利用宅基地来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活力,是乡村振兴的一大难题。将宅基地闲置问题置于昆明市乡村振兴试验区Y村的实践中加以考察发现,闲置宅基地的利用受到以政策压力和项目资源为载体的“行政驱动力”和由产权关系明晰、地权整合以及公共服务供给而产生的“乡村内生力”的共同作用,“公司化集体”、产业融合、利益联结等中介机制将两股动力在村庄场域内进行融合、发挥和维持,实现了农村闲置宅基地利用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提供了试点村闲置宅基地有效利用的实现路径,以期为解决普遍性的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提供经验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为化解农村金融困境,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较优。研究认为,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布局完善农村“新基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内部资源整合、外部注意力竞争与乡村振兴

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既能整合内部资源,又能吸引政府和市场注意力,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明显。实现乡村振兴既要利用乡村内部关系网络有效整合内生资源,又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外部关系网络的注意力。拥有结构洞较多的村庄精英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村庄精英的引领带动下,通过将不同的网络充分结合,有利于各种资源的动员和使用,乡村内外关系网络能实现良性互动,从而使乡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与外在激活力——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治理视角

作为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和基本要求,乡村文化的振兴对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功能主义的文化论出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乡村文化,其振兴离不开文化的主体。以乡村文化振兴的村落实践为例,将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分为内生动力与外在激活力,指出在当前的乡村文化实践中,农村村民作为文化的内生动力,会出现"熟悉的陌生人"和"选择性漠视"等认知困境,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力量作为乡村文化的外在激活力,亦面临文化认知、实施过程和体制机制矛盾等实践难题。乡村文化的振兴需以外激内,以政策供给破解内生动力的生成困局,以政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消解实践难题,为内生动力提供可持续的发展保障。     

后脱贫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伦理审视与价值重构——基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分析与优化思考

后脱贫时代选择什么产业及其发展道路承接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成果是乡村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借助“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旅游型”或“消费型”村庄，作为“乡村性”向城市“反向输出”消费功能在现实层面获得具体实践的结果，本身确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形式，但也不免落入“另类商品化”的窠臼，生成新乡村增长主义条件下的农民“劳动-休闲”异化。休闲本原化以其“劳闲对立”的解构思维进行一种“低人本”的发展设计，变相增强农民休闲工具化、商业化以获得现实物质利益的冲动，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其“诗意地栖居”。尤其是对那些缺乏足够经济实力支持而被动接受休闲的农民而言，现实的乡村产业振兴及其“美好发展”必须具体化为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即以增强农民劳动认同为核心，致力于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的融合统一，才能在解构新乡村增长主义和重塑农民“劳动-休闲”之维的过程中真正落实其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