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聊斋志异》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从褒贬精神,人物故事、行文笔法、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讨论。     

《萧萧》、《丈夫》、《三三》、《贵生》的版本问题

沈从文的小说经历了几次改写,形成了不同的版本。通过比较流行范围最广的文集本与基本恢复了初版本原貌的全集本,可以发现文集本基于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新的语言规范等方面的原因所做的修改,虽有积极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影响了小说内涵的丰富性、情节的完整性和人物的丰满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有文本的本性。由此看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善本观念。     

《棋王》与《水浒》

阿城的《棋王》对《水浒传》从语言风格到布局谋篇都有明显的继承。《棋王》还继承了《水浒》主题的奋斗精神和对人生的追求 ,并形成了《棋王》自己的特定风貌     

《国语》引《诗经》刍议

对<国语>引<诗经>问题进行了考证,对引录的总体情况、作用进行了分析,对<国语>中有关<诗经>一些诗句的解释、<诗经>的形成及其作用的论述进行了考评.     

《红楼梦》与《诗经》

本文先根据《红楼梦》中主要人物对待《诗经》的不同态度简要分析了《红楼梦》作者的诗经观 ,又通过《红楼梦》中随处可见的对《诗经》字句和意境的化用 ,来说明前者对后者的创造性运用 ,从而体现两者形体语料和理路气脉的相通之处。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论语》《曾子》《孝经》三家论孝

作为儒家经典,《论语》、《曾子》、《孝经》虽然产自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有关孝的理论。作为孝的基本内容,"孝"、"忠"、"悌"的理论不仅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秩序、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高唐》《神女》主旨论

《高唐》《神女》二赋通过对楚先王与楚襄王在高禖祭典中人神交接成败的对比描写,委婉批评了楚襄王的昏庸误国,寄寓着对楚国现状与前途的忧患意识与感伤情绪,表现出了伤时忧国、劝谏君王的主旨。     

《郭子》与《语林》、《世说新语》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古志人小说,往往都把目光集中在《世说新语》上,故研究得可谓透彻,而忽视了其它。文学活动不是封闭的,文体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志人小说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反映魏晋清谈风尚的志人小说,自《语林》发轫,《郭子》则继之,而《世说新语》则是集大成者。《郭子》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解放战争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初创

阐述了东北工业基地在战争中起步和发展的艰难历程,以及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工业体系的确立、管理机制的健全、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同时论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对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支撑作用、对全国解放的巨大的物质支援以及对全国工业恢复与建设所提供的宝贵经验。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基础性工作。要做好这两项工作,必须认清两者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学实践中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依托,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与发展。对此,本文明确提出以下观点:学科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发展的基础,人才队伍建设和教师素质提升是学科发展和课程改革的前提,课程内容的整合是当前教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和难点所在,组织、管理、整合是促进学科发展和课程落实的保证。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论审美意象的创构过程

意象创构的思想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源自《周易》的“观物取象”思想,并且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该思想认为审美意象是审美活动中物我双向交流的产物,反映了个体的生命节奏与对象的感性生命的贯通,其核心乃在于情景合一。意象的创构以主体的审美经验为基础,通过主体独特的眼光和比兴的思维方式等,借助于想像力而达成的。这使得审美意象体现了虚实相生的特征。在意象的创构过程中,主体以感官尤其是心神体物,达到物我交融,并经由主体与对象的神合,在始终伴随着象的参与中实现了对道的体悟,从而也实现了人生理想与宇宙之道的贯通。     

试论史诗《道里精海巴图尔》的宗教文化特征

蒙古史诗是蒙古先民们创造的古老艺术,体现的是蒙古族古老的萨满教意识,是蒙古族先民原始生存斗争的风俗画和他们原始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的重塑。在史诗中,宗教话语的交替和替换,源自史诗传播的时代性特点。史诗叙事语言的变化,是史诗适应时代语境,并获得生命力和传承的一种策略或自我调适过程。史诗尽管世代相传,其叙事语言会有很大变化,但构成史诗基本框架的英雄行为及其与生活环境和神的关系,是其相对稳定的部分。因此分析英雄行为同英雄生活环境的关系,分析英雄行为同神的实质关系,分析英雄行为和叙事语言的矛盾,理应成为梳理史诗文化积层的基本方法。     

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全球化人才竞争背景中的继续教育培训刍议

21世纪是以知识化、全球化和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世纪,而人才是其最本质的特征,并构筑了其最核心的竞争力。毫无疑问,人才竞争是世界各国经济与国力的竞争,同时也必然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知识的生产、占有及使用已成为决定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综合竞争力强弱的最主要因素,作为知识载体的人才势必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全球化人才竞争业已形成人才流失与人才回流并行的局面,其关键在于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凝聚人才并把握人才的流向。文章认为,继续教育培训是凝聚人才、参与全球化人才竞争的有效途径。     

浅析席勒的历史悲剧《唐·卡洛斯》

席勒著名历史悲剧《唐·卡洛斯》在作者剧作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既具有席勒青年时期三大名剧反对封建专政的昂扬激情,又开后来古典时期深邃宏伟的历史名剧的先河。本文试图从写作意图,和时代背景、人物刻画和关于"时代传声筒"的分歧意见等方面,对该剧做一初探。《唐·卡洛斯》这出发生在16世纪的宫廷爱情悲剧,如何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夜,随着形势的发展,剧作家思想的转变,变成了一出政治悲剧,呼唤革命的风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鼓舞人民去反抗专制暴政,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战。     

女性主义文学与翻译研究

女性主义文学摒弃新批评的批评方式,注重作品社会历史因素的研究。这启示译者在翻译时应熟悉作家及作品的背景资料,应从前理解出发,应注重意识形态的作用。女性主义文学对文学性的重视启示译者在翻译时注重传达文本的语言风格。解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女性主义文学突破传统,使语言风格别具一格。译者应适应这种语言风格以便准确传译。“双性同体”理论启示译者应进入作者及文本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文本世界,然后再以理性的精神准确地进行翻译。互文本性理论启示译者在翻译时要将该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及与之相关的其它文本联系起来研究,进而使翻译准确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