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城市试点政策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来自CHARLS数据的证据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健康城市”试点政策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健康城市”试点政策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健康城市试点政策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政策实施后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提高、患慢性病的可能性下降、抑郁情绪得分降低、日常活动需帮助的可能性下降、医疗费用减少。异质性研究发现，健康城市试点政策对城镇老年人和低龄老年人的健康促进作用更强，在空气污染水平较低、行政等级较高、养老和医疗卫生设施较完善的城市健康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健康促进效应主要通过“设施适老化改造”和“服务适老化供给”等机制产生影响。据此，文章建议进一步扩大健康城市建设范围，采取差异化的建设方案，充分发挥健康城市创建对老年人健康的促进作用。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探究如何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有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文章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经过替换模型、平行趋势检验、稳定单元处理效果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推动了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发展,而消费互联网发展与工业互联网发展提升了女性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因而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宽带中国”政策能够缩小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体现出包容性增长的特征。文章的研究发现可以为在新经济形态下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女性劳动力地位及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一定政策参考。     

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是稳定民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理，运用Probit模型、IV-Probit模型、KHB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劳动力实现就业，并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流动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和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是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中间路径，人力资本赋能效应所占比重最大，信息流动效应次之，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所占比重最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高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未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已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中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到的加快信息流动、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的功能，积极搭...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推动了中国乡村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型,是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之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0年中国2 045个县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原国家级贫困县域较为显著,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非贫困县不显著。据此,文章建议继续推进和完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支持体系,引导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等群体返乡创业,更好地服务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     

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技能与工作变动

数字经济不仅会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产生调整作用，而且会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引发劳动力的工作变动。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CLDS微观数据库标识工作变动，进而基于宏微观数据匹配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工作变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工作变动的概率。在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从工作技能视角看，相对于工作中主要使用非常规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使用中等常规技能和高等常规技能的员工更易发生工作变动。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方式以及所处区域等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拓展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渗透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劳动力发生工作变动的概率呈下降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继续高质量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针对不同特征劳动力群体，根据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引导劳动力及时提升自身工作技能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的影响——基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公共部门就业数量和质量明显扩张，导致劳动力资源错配阻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户籍制度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落户”是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必须考虑的问题，公共部门就业即可破除户籍藩篱，进而导致公共部门就业不断扩张，户籍制度改革成效对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充分释放配置型人口红利至关重要。利用2011～2016年城市落户门槛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CMDS）匹配的混合截面数据，探讨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公私部门就业选择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每降低一个单位，流动人口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概率将会下降1.2%；当城市落户门槛降低，高学历群体比低学历群体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发达地区高行政级别城市流动人口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的概率最高。第二，非农户口流动群体相比于农业户口流动群体拥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当城市落户门槛下降时，非农户口流动群体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第三，当城市落户门槛降低，女性在服务业等相关行业比较优势突出使其更倾向进入私人部门就业，高学历女性进入私人部门就业的概率也明显提升。第四，城市落户门槛下降会通过减少流动人口福利获取成本，从而降低...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城市就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从就业结构角度探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应,基于2003～2019年中国23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自贸区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试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自贸区设立对制造业就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显著增加了所在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并降低了制造业就业比重,由此促进了就业结构升级。机制分析表明,自贸区设立能够通过劳动力流动、产业升级和金融发展改变所在城市的就业结构。自贸区设立显著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重,降低非高技术制造业就业比重,但对非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影响不显著。同时,沿海城市设立自贸区能显著增加服务业就业比重并降低制造业就业比重,而内陆城市设立自贸区的就业效应不显著。空间效应分析表明,自贸区设立会显著减少邻近城市服务业就业比重,产生虹吸效应。文章结论对构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区域就业的引导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

劳动力的高效配置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劳动合同法》实施为外生冲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劳动保护对企业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优化了企业劳动力配置效率。机制分析表明,尽管《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限制了企业用工灵活性,但有助于矫正企业工资负向扭曲、缩小工资水平与劳动边际产出价值之间的“剪刀差”,有利于减少企业超额雇员情况;同时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促使更多的劳动力流向劳动力配置不足的高生产率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劳动保护对企业劳动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劳动配置过度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文章拓展了《劳动合同法》经济效应的评估范畴,从劳动保护视角为优化企业要素配置、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

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后，研究发现只有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高管股权激励和高新技术企业才会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效应，主要通过引进高技能劳动力的路径来实现，并且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倾向得分匹配法、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我国企业应制定前瞻性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扎实推进企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模式的全面数字化，避免在转型初期面对转型阵痛而产生短视倾向；劳动者应努力提高自身劳动素质，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需求变革；各级政府应重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教育和数字技术培训，助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路径,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和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途径实现质量型“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从市场分割和劳方谈判力量视角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利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了劳动力价格扭曲,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从分地区层面来看,内陆地区的影响幅度较大;从城市规模层面来看,人口规模小于或等于500万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从时间层面来看,2012年之后的降低作用持续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将会通过降低市场分割和增强劳方谈判力量的渠道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发现,在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越大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效果越好。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农村家庭增收致富，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基础。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首先利用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资产、住房、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主观态度八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进行测度，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倾向匹配得分法实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其次，将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佐证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再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社会资本减贫机制。最后，利用面板随机Probit模型从单个维度分别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无论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且具有稳健性。（2）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3）劳动力流动显著缓解除教育以外物质层面的贫困维度，但加剧了社会保障及主观态度维度的贫困。（4）劳动力流动增加了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中年期、老年期农村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降低了青年期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增加了中、...     

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高投资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增长开始跟不上高投资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工资加速上涨、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不断降低的挑战。文章利用2004～2009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工资上涨对劳动力供给的拉力是递减的,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抑制作用却是递增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的工资上涨效应在递增,而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在递减,因此城市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此外,工资上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继续实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不是明智的选择。     

农村低保会引致负向就业激励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和2014两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PSM-DID)的因果识别策略,实证检验农村低保对具有劳动能力受助对象的就业激励效应,进一步考察该效应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获得农村低保会显著降低有劳动能力受助个体的就业激励,当就业状态变量纳入工作意愿信息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不同的低保救助金额所产生的就业激励效应存在差异,其中,获得较低救助金额对受助个体产生的就业效应并不显著,而获得较高救助金额能够对受助个体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按照社会人口特征分组后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在女性、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就业效应。按照地区分组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低保的负向就业激励在东部地区更为突出。采用多种匹配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本文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为了缓解负向就业激励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福利依赖问题,未来农村低保制度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优化:第一,通过设置就业收入豁免和救助渐退政策来降低低保金边际税率;第二,逐步解除农村低保与其他专项救助之间的捆绑关系;第三,采取更加积极精准的就业援助措施来促进低保个体参与就业。     

“一带一路”倡议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直接提升就业质量，同时就业结构优化能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对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性，相比“一路”地区、内陆地区和东南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地区、边境地区和西北地区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且就业质量在空间上存在内生交互效应。扩展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第三产业的“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对第二产业的“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第一产业的“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有不利影响。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多方面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于就业层面上的影响，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理论参考。     

非正规就业者的境况得到改善了么?——来自1997-2011年CHNS数据的证据

为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以来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境遇变化,本文利用1997-2011年CHNS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城镇非正规就业者和正规就业者收入差距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收入存在显著差异,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有雇工的非正规雇佣者、无雇工的非正规自雇者与正规就业者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表明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境遇正不断恶化,劳动力市场向着不利于非正规就业的方向发展.这要求在劳动力市场改革中应充分考虑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空间,加大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扶持力度的同时,注重非正规就业政策的差异性,减少劳动力市场扭曲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优化城镇发展转型路径、实现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了10.1%。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促使人口向东部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流动,且这一试点政策在财政压力较低的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程度。据此,文章建议健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多维度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立足于人口流动格局差异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均衡发展,并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力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定居和融入。     

中国就业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本文认为，在中国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双重转变过程中，中国面对的最大难题也从温饱问题转为就业问题。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乡村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的某些后工业化趋向，对就业造成双重冲击，而处于发育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又是断裂的和残缺的。经济增长的放缓、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和资本的替代、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长、工资刚性、退休人员的谋职以及加入WTO后的影响，都将使就业政策面临更为艰难的选择。作者认为，面对就业的挑战，中国应把就业作为重要的经济社会目标，在建立和完善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积极发展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采取更加灵活和多样的就业形式，加大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投入，把竞争机制引入公用产业；同时，政府要建立健全规避就业风险的主导机制，并适应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建立起以社区为主体的对就业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大学生就业:国外促进政策及对中国的借鉴

总体上说,大学毕业生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群体,但是,大学生就业的劳动力市场过程并不稳定,特别是考虑到大学生的高人力资本存量,国外都积极采取专门针对大学生的“特殊性”的就业政策。这些政策旨在更多地刺激创业精神,创造就业岗位;激励大学生到艰苦的地区与艰苦的行业从事艰苦的职业;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高就业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加强职业匹配服务,改进大学生就业的效率,以期通过在需求、供给及供求匹配等三个方面的政策干预全面促进大学生就业。这些政策无疑对中国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创业的性别差异研究——同群效应的视角

优化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结构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0年CFPS六期的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创业的性别差异问题,结果显示,中国男性创业比例持续高于女性,但这一差异逐期收敛。应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GPSM)和工具变量法控制同群效应的“反射”问题。分析认为,同群效应不仅对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同的。从不同世代的角度来看,同群效应对个人创业行为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和性别趋同性,女性创业受到母亲行为的影响更大,男性创业受到父亲行为的影响更大;从同世代的角度来看,女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女性创业行为的影响,男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男性创业行为的影响,且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大于男性;同群效应对个体创业概率的影响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因此,同群效应对创业活动的正向作用是短期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生存型创业中,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在机会型创业中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主导型行业中,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而女性主导型行业中,创业的同群效应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控制了人口流动导致的自选择问题后,研究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