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朝社会上层的妾

北朝时期,在异民族和异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妾的地位与命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孝文帝迁都前,妾似婢妓,地位卑贱;孝文帝迁都后,妾的地位复常,并能够与夫、妻抗礼。出现如此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妻妾之礼在北朝的废阙与恢复。孝文帝迁都前,妻妾之礼废阙,庶子类于佣奴,使妾扩增子嗣的功能变得微乎其微,遂沦落到几乎与婢妓无异的境地;孝文帝迁都后,推行礼制改革,太和十九年(495)重新确立聘娶为妻,否则为妾的原则,这使传统的妻妾礼制得以重新确立,但传统的妻妾礼俗却一时难以回归。     

魏晋南北朝时期妾的来源与归宿——兼驳“东魏无妾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多妾的时代。在东魏时期,元孝友曾有"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的说法,有学者据此提出"东魏无妾说"。但实际上,东魏乃至整个北朝仍是一个多妾的社会,与魏晋南北朝其他时期并无太大的差别。魏晋南北朝的妾主要来源于战俘、买卖和聘娶,也有的是由婢、妓上升为妾。关于妾的归宿,她们有的被正以为妻,有的出家为尼,有的被夫所放。     

《红楼梦》中妾的地位及其生存方式

妾媵制度是男权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封建私有制和等级制度相结合下的畸形现象。清代对纳妾更趋于放任、自由,单是一部《红楼梦》我们就可以看出清代置妾之风的鼎盛。妾的身份卑贱低微,她们是封建家长和嫡妻奴役和驱使的对象;但妾的身份又高于一般的奴隶,处于一种“二层主子”的地位。《红楼梦》中的小妾虽处于相同的生活环境和半主半奴的地位,但她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生存方式各不相同。     

古汉语妾称谓词的文化解读

中国曾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由此而出现了妾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妾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不同的称谓词能反映不同人的地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古汉语妾称谓词反映了纳妾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现象,揭示了妾的来源和职能,体现出妾与妻的对立及妾的卑贱地位。     

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休妻”与“嫁卖生妻”

清代巴县档案中保存了较多的"休妻"与"嫁卖生妻"的案卷。"休妻"的原因主要有丈夫因妻子犯了七出之条而主动休妻,因套娶为妾被控案或停妻再娶与妻子母家有矛盾而被动休妻,"嫁卖生妻"的原因主要有家庭贫困、日食无度,夫妻感情不睦,婆媳关系不好,妻子犯奸,丈夫外出或犯案被押,被夫家、母家、邻居及其他亲戚和熟人嫁卖。     

从商代无嫡妾制度说到它的生母入祀法

嫡妾制度,是分封宗法制度中关键的一环。只有妻分嫡妾,才能子分嫡庶,有了子分嫡庶,才演绎出了一整套的分封宗法制度。因此,中国的嫡妾制度何时出现、商代有没有嫡妾制度,关系到中国分封宗法制度何时何地酝酿、产生问题。本文拟根据商代帝王的妻、子关系对商代的宗法制度、有无嫡妾之制加以考查。     

《民法·亲属编》实施初期的妻妾身份之争——以广州《越华报》案件报道为中心的观察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取消妾相对于妻的仆从地位、降低娶妻的仪式要求,使得原来泾渭分明的妻、妾、姘妇界限变得模糊难辩。法律的重大变化反应于普罗大众生活当中的情况,可以从当时广州销量最大的《越华报》相关案件报道中进行观察与分析。有别于过去的妻妾身份争议及其控辩策略揭示出从法律文本到通俗案例文本,法律精英"提升女权"的理想越来越被弱化处理的历史事实。     

<天雨花>性别意识论析

弹词《天雨花》流露出的是十分典型的女性创作意识 ,主要体现为 :贯穿于作品的反抗男权统治的描写 ;对于婢妾的敌视 ;在情节安排中流露出的衡量男性的价值尺度 ;以及描写家庭生活时不写性只写情。以上诸特征 ,使《天雨花》文本所体现的性别意识 ,大不同于男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     

从几首抒情小词看芳心之寂寞——二晏和柳永笔下之相思女人

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人享受着传统给予他们之特殊地位和声望,优越的命运使他们理所当然地掌握着社会之重要权力,主宰着社会的命运,也主宰着女人的命运。男人豪迈地成为胜利者,在自己所垄断的世界里他们表现得那么自由,那么趾高气扬。女人,这并不是一个自由之符号,被下定义为男人之附属物。尤其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女人处于次要位置,社会地位与男人相比是那么不平等。不幸的命运把她们限制在狭窄的桎梏中,许多道德规章限制着她们的行为,而倍受着鄙视和压抑,她们的喜怒哀乐取决于男人,甚至连爱情的得失也受制于男人。很可悲,在男人的世界,她们只能默默地屈服于那种不合理的环境。由于这种低下的社会地位,经济上不能独立,和得不到承担与男人同等的社会职业的权力,以及在情感上的被动关系,这就注定了女人永远要因为她的爱人不在眼前而痛苦。从下面几位词人对思妇的描写,便可窥见当时女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她们那种哀婉的心境。     

被误读的妇女"三从"——中国古代妇女人身权的文化学分析

长期以来"三从"被当作妇女的道德规范而解释为妇女服从于男人的卑下地位,继而将服从与现实中的畏妻、尊母等社会现象解释为妇女社会地位的两重性.笔者认为"三从"的主要含义是确定妇女从属身份的制度,其意义在于说明妇女是属于父系家庭的.这种身份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共同构建了性别的等级结构.两重性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从“良妻贤母”到“贤妻良母”——近代日中女子教育的初步比较

中国的“贤妻良母”在日本被称之为“良妻贤母”。中日两国同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的不在少数。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的“贤妻良母”不但起源于日本，而且与日本的“良妻贤母”在前进的道路上又有截然相反的命运和结局。     

“贤妻良母”的文化演变及现实诉求

“贤妻良母”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不同的时代中呈现不同的特质。现从“贤妻良母”在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和地位、在妇女解放中的文化阐释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与面临的挑战三个角度加以论述。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以培养“贤母”为目的而取得的妇女平等的教育权,打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使妇女走出家庭,获得了参加公共劳动的权利,实现了妇女解放。然而,女性鲜明的社会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在男性中心社会里不会完全走出“贤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的角色既得到了认同,又面临着危机。     

从"红白玫瑰"看张爱玲对男性霸权文化观念的颠覆

作品主人公佟振保的生命里需要两种女人"圣洁的妻子"和"热烈的情妇",自己追求别人的女人,却由不得自己的女人不规矩,并以此作为男性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的标志.男权文化贞淫观规范着女人"圣母"与"荡妇"的角色,为佟振保的"双重理想"提供了观念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而情人王娇蕊,由放浪向人妻的转变、妻子孟烟鹏由贞洁向淫荡的转向,女性的贞淫不再泾渭分明,而是互为逆转,震裂了佟振保的性观念裂缝,暴露了男性霸权文化的自相矛盾性.     

中国男性文人气质柔化的社会心理渊源及其文学表现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结构导致了两性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同化——"柔化"。士大夫性格的"柔化"或曰"女性化"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温柔敦厚"气质的形成以及男性文人经常"作闺音"或为女性"代言"的文学现象上:这就是以"弃妇"和"妻妾"心态自拟的以男女比君臣的创作手法。这一现象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其根源就在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维持这一结构的支柱便是严密的等级秩序。理解了中国血缘纽带下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强调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的社会/家国结构中,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望与对女性的期望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要求处于弱势伦理关系中的臣子、儿子、妻子(妾)绝对服从其君、父和夫,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属于女性的弃妇情结与妻妾情结往往会出现在男性文人的诗文中,并成为男性文人作品一道婉约而优美的风景,进而成为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最独特的亮点。     

论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说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

本文对汉代以至魏晋有关历史记录中多见的“小妻”称谓,结合长沙走马楼简所载进行考辨,认为正史记载,大体以上层社会作为主要对象,而走马楼简则提供了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资料,其中有关“小妻”的记录,体现了多妻现象涉及社会层面的普遍。     

《古诗十九首》思妇诗主题探析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虽说是以抒发男女相思之情为主,但其主题意蕴又远远超出了男女相思,在女主人公对岁月易逝、容颜易衰的哀怨与感伤中,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关注与思考。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语旨研究

语旨是指交际活动所涉及的人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包括语篇中所涉及的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等。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参与者较为单纯，主要有浪迹天涯的游子和孤独寂寞的思妇，表现出了当时文人们所处的中下层地位和思妇的从属地位；其中的角色关系涉及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文人与达官显贵们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等。     

元明戏曲中的“妻妾关系”辨异

妻妾关系是中国婚姻史上的重要问题,元明两代的戏曲作品对此都有所反映,呈现出来的风貌却不相同。元杂剧主要表现妻妾之间的相互对立,作家对＂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持质疑态度;明传奇主要表现妻妾之间的和谐融洽,作家倾向于美化＂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元明戏曲中婚姻观念的差异,根源于元明两代戏曲作家社会地位和创作观念的不同。     

马一浮与朱光潜诗学观比较

马一浮的诗学观是面向传统的;朱光潜的诗学观是面向现代的.诗学方法上,前者侧重整体思维的综合性;后者侧重个体美感经验的分析.无论是以中化西,还是以西化中,最后得出的是一个重构的新的体用(中西互为体用)关系.诗的创作上,俩人似乎都非常强调作诗需要有涵养工夫,但马有玄学倾向,朱则偏于科学.尽管有这些不同,但都丝毫不能抹杀两位学者思想系统的中国立场.诗教观上,马朱则还有形而上和形而中的分别;马的诗教偏向主仁,朱的诗教偏向主情.二人的诗学观甚而是文化观都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后危机时代中国民营企业治理的法律规制问题——以国美控制权之争为例

国美之争看似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控制权之争,实质上是传统家族式治理与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两种制度之间的博弈。所以,在民营企业中,那些看似规范的、科学的、合理的公司治理制度,很大程度上形似而神不至,根本不能体现公司的全部权力关系,故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提升自身实力、活力、竞争力时,面临公司治理上的严峻挑战。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各利益主体在公司内部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的博弈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遵守一定的法律规则,同时还需要相关法律规则的不断修改与完善,以满足发展和变化着的公司实践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