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多大的事”和“多大点/个事”

"多大的事"用于反问句,与"多大点事"和"多大个事"表义相同,都表示事情很小,而且都含有主观评价义和轻视、贬低的感情色彩;但"多大的事"除表"言小"义之外,还可表示询问、任指和"言大"义,具有多义性。在书面语中,"多大的事"的"言小"义和"言大"义有时会混淆不清,"多大点/个事"则因表义明确可弥补其不足。在否定句中原型式"不是多大的事"和叠加式"不是多大点/个事"并存,但对"事情"的态度上二者有客观性和主观性之别。在偏指"大"的"不管"句中,只能用"多大的事",在凸显"小"的"不管"句中则可以用"多小的事"或"多大点/个事",但语用功能不同。     

对因果律及其偶然性的哲学反思

牛顿力学的成功,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因果性等同于必然性,也等同于确定性.休谟尽管质疑因果律背后的逻辑基础,但并不怀疑因果律与必然性的对应.此后,偶然性被排除在因果律之外,因为它代表原因不明,结果不定.就原因引出结果而言,偶然性应当是因果性的一种.偶然性的含义非常丰富,分别指:(1)确定的原因带来不确定的结果,如混沌现象,有时它也表现为统计定律;(2)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非对应关系,这尤其体现在生物体适应性状的由来之中;(3)独立事件的相交,这也可表述为原因与结果的非恒常结合,尤其是体现在历史事件当中,如生物进化史,就自然选择而言,它带来必然结果,因此是一种科学理论,具有可预测性;但生物的演化轨迹却是不可测的,不仅因为变异性状的出现具有偶然性,还因为诸多独立事件的相交具有非恒常结合的特点,因此,偶然性不可驯服.     

章学诚史学思想中的历史理解问题

为了探讨史学思想中有关历史理解问题的观点与看法,采用了文献整理分析和理解综合的方法,认为:历史事实包括了"言"与"事"两部分,理解历史事实就是要寻找"言"与"事"背后的思想意图,历史理解的方法是"为古人设身而处地",即史学家假想性质地把自己放在古人的位置上进行移情和想象,像古人一样地去思想,从而寻找到历史当事人的思想意图.     

言为心声与身世考索——以朱淑真“婚外恋”说为例

有论者依据言为心声的原则来考索朱淑真的"婚外恋"事实,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言为心声这一命题的成立,应有相当的限度和合适的语境。由于创作主体和形式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言"与"心声"常表现出不和谐性。这一命题的合理意义更多地是在道德价值范畴里展开的,恰是身世考索的结果为它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审美特质,使得"言"、"情"、"事"三者未必环环相扣,"以诗证史"时须慎之又慎。     

言为心声与身世考索--以朱淑真"婚外恋"说为例

有论者依据言为心声的原则来考索朱淑真的"婚外恋"事实,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言为心声这一命题的成立,应有相当的限度和合适的语境。由于创作主体和形式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言"与"心声"常表现出不和谐性。这一命题的合理意义更多地是在道德价值范畴里展开 ,恰是身世考索的结果为它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审美特质,使得"言"、"情"、"事"三者未必环环相扣,"以诗证史"时须慎之又慎。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表现说视野下的言、象、境——论中国古典文学表现形态的历史演进

"言"、"象"、"境"是中国古典文论中三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而表现说则占据着中国古典文论文质观的主流位置。在表现说的视野下,"言"、"象"、"境"是三个具有历时性续承关系和共时性构成关系的三种表现形态,"言"——"象"——"境"的发展过程是由单一而走向系统化的过程,此过程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表现形态的历史演进。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制度研究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有联名会奏和单衔具奏两种。一般而言,八旗"回疆协办大臣"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联名会奏言事范围不同,八旗"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仅限于本城和属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则限于本地维吾尔人事务和临近藩属事务。奏折的言事范围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权力分配,故八旗、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与参赞大臣会衔联名具奏言事的范围与其本职权限基本一致。其单衔具奏,分为循例具奏和秘密参奏两种。当回疆参赞大臣携印"出差",其协办大臣暂用旧储办事大臣印信办事,此间单衔具奏言事仅限本城与属城"寻常日行事件",重要事件与参赞大臣会商联名具奏。乾隆四十四年,经西成奏请,准许回疆协办大臣专折密奏,有利于回疆协办大臣监督牵制正办大臣。清代新疆大臣公事奏折准许驿传递送。嘉庆以后,为免徒劳驿站,又规定了一些细节问题,如循例奏折先后规定五折发递、临城转递,紧要事件、参奏仍准专折驰递。     

伏尔泰哲理小说的哲学寓意

伏尔泰哲理小说的哲学寓意,是要阐发世界的因果律、社会的目的性,以及人类能够认识世界的因果律、实现社会的目的性。为此,伏尔泰的哲理小说需要说明世界的因果律体现为自然法则,社会的目的性体现为历史规律,它们都具有不以人的主观善良意愿为转移的必然性,其中包含着善与恶的复杂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显现了人类抽象思维与具体实践的复杂辩证关系,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从低级往高级的螺旋式发展进步。     

“因果”与“逻辑”——读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关于“因果律”的命题有感

因果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逻辑哲学论》中的"因果律"命题廓清了原因与结果之关系的实质。与逻辑推理相比,因果律根基于两个经验事实在时间上的承接关系,即逻辑推理追问理由,因果原则探求原因,这就是因果关系的哲学本质。     

90年代诗歌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辨识

8 9年被认为是当代诗歌的重要关口 ,之后的 90年代诗歌在转型的过程中现出种种变式 ,在 90年代的诗学立场及诗歌纪事中 ,历史意识和历史意象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中得以凸显。本文着重从叙事的角度出发 ,从历史的个人化与当代化角度剖析历史意识的存在形式 ,同时 ,在狭义的历史意象逐渐淡出的当代诗坛 ,90年代诗歌又为历史意象赋予了新的意义。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的合力造就了 90年代诗歌“永不终结的现实”。     

对历史评价问题的反思

热衷于历史评价是中国史学自古以来的传统,也是今天史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从19世纪以来历史学科学化的倾向和历史科学构成要素的分析中可以透视出这种史学传统既容易歪曲事实,又无所谓科学的方法,更没有追求文化原理和规律的崇高目标,只是一种服务于道德和政治的实用手段,与科学的规范和精神相去甚远。从学科性质来讲历史评价并非科学问题,只有对历史评价问题的研究才能算上科学。作为历史学中一种客观的存在只有将其划归人文的历史学,从而可使科学的历史学名副其实。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历史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

人的存在在时间中的展开就是历史。人对自身历史的自我意识经历了“历史观--历史理论--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历史哲学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基点，是介于哲学与史学之间的一门特殊的中介学科。历史哲学的两个分支--思辩历史哲学与批判历史哲学--在理论形态方面是前后相继的关系，在问题域方面则是作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而互补的。唯物史观为历史哲学这两个分支的辩证统一奠定了基础。     

唯物史观与徽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一门新兴而稚嫩的学科 ,徽学的科学内涵、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建设还存在许多争议。对此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遵循徽学研究的发展规律 ,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文章认为 :徽学主要是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体 ,综合研究徽州整体历史文化以及徽人在外地活动的一门新兴学科。就学科性质和归属而言 ,徽学应当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或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范畴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方法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萌发于先秦、确立于两汉、成熟于魏晋南北朝 ,唐代以后进入繁盛时期 ,止清代章学诚而趋于终结。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散论、序跋、传赞、专文、专著、章表、史注、目录题解等基本形式和比较评论、区分类聚、原始察终、求名责实、知人论世、知势论人、因事立论等常用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在今天的史学研究和史学批评实践中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唯物史观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历史规律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内容,对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必须重新加以审视。历史规律是否存在?历史规律是否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历史规律客观性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依据唯物史观,人们是在生活世界中、在亿万次实践活动中遭遇并意识到历史规律存在的。这是在本体论层面对历史规律存在的肯定。发现和表述这种规律,则是认识论层面的证明。历史规律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因此以人的实践意识为内在环节,所以不能抽象地说“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样,也不能抽象地谈论“人们不能创造和消灭历史规律”。各种历史规律是在人们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消失的。     

论唯物史观视阈下的波普尔历史预测问题

波普尔认为,历史的无规律性导致历史的不可预测性,"俄狄普斯效应"破坏了历史预测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假说演绎法"说明历史预测的不可能性。而在唯物史观看来:不能绝对化地理解唯物史观的预测功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必然的、确定的和可预测的,唯物史观既肯定主客体因素的相干性,又肯定社会预测的可能性和客观性。     

演义与历史小说——传统演义的现代转化

在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初期,传统演义经历了向现代历史小说转变的过程。胡适经过和钱玄同争论,以文学革命者的身份首先提出了传统演义的性质与归属问题,他通过对西方现代小说文体观念的接受,重新定义了历史小说,并把演义归为通俗历史讲义,这样,胡适以断裂的方式实现了演义与历史小说的分离和转化。鲁迅从小说史的角度指出演义本身具有的悖论性质,不仅存在于传统演义中,而且也内在于现代历史小说里;演义作为现代历史小说的否定性力量,在对历史小说的"抵抗"中实现了向后者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鲁迅突出了历史小说的"自律性"特征。     

再谈历史心理学

西方心理史学,心态史学和历史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虽不相同,但都把历史心理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有必要将三者结合创立历史心理学。历史心理学研究历史上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及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