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官吏职务连坐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的连坐法律制度主要包括邻里连坐、亲属连坐和官吏职务连坐三种。唐代官吏职务连坐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官吏职务连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除了同职公罪连坐、举主连坐之外 ,还有犯赃连坐、亲属连坐等。官吏职务连坐制度反映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 ,即法律以治吏为重点。本文通过广泛搜集唐代正史及墓志中有关史料 ,对唐代官吏连坐法律及其实施情况做较为全面的介绍。     

论唐律对官吏罪责追究的制度

唐律中关于官吏罪责追究的严密而有鲜明特点的制度,是唐代吏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研究唐律中关于吏治的内容,对于深入了解整个封建吏治,乃至了解整个封建法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唐朝官吏在法律上处于既享有特权同时又受从严监督的双重地位。唐代统治者根据封建地主阶级传统的宽猛相济的法律思想,刑律对违法犯罪官吏处置的制度及原则都明显地表现有软硬兼施的两个方面。唐朝的官吏在法律上确实处于享有特权的地位。以“八议”为主要内容的特权制度,不但保证官     

唐宋时期安置刑的发展变化

安置作为惩罚皇亲国戚和高级文武官员犯罪的手段出现于唐代,在唐代,安置作为流刑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主要适用于宗室、驸马等皇亲国戚。到了宋代,安置刑得到广泛使用,高级文武官员犯罪往往被安置外州。宋代安置刑的广泛使用表明宋代对于官吏犯罪的处罚力度与唐代相比大大降低。     

论唐代流放制度

流放制度是唐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唐代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齐涛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发表如题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唐代流放为五刑之一,居死刑下,徒刑上。唐代定为三等,依次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称三流,三流均居役一年。贞观中,又改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居三流之上。三流与加役流多为有期流放,但也有一少部分为无期,称“长流”以上类型的流放,主要应用于对下列犯罪的惩处:第一,与触犯皇帝与王朝根本利益的犯罪有关连者。第二、思想言论方面的犯罪。第三、军事上的犯罪。第四、触犯封建礼教的犯罪。第五、妨害管理秩序罪。第六、官吏贪污罪。第     

论商鞅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思想

商鞅认为,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原有的监察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他强调“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提出重刑治理官吏犯罪,采取整饬官僚体制,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强化官吏的办事效率等措施。经过商鞅的治理,秦国“百吏肃然”,但是,他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唐代选官“试判”制度与官员法律素质的关系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律>是当今公认的最完善的封建法典.唐王朝不仅重视封建立法,在官吏选拔时也尤其重视官吏的法律水平,如在科举考试中单独开设有选拔司法官吏的明法考试,唐代取吏十分重视其法律知识,"取吏于判",促使官吏自觉地学习法律知识,从而提高了官吏整体法律水平.     

中国古代官吏的考核与奖惩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各级官吏的主要任务是“治民”,即依据当时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来管理百姓。而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官吏队伍中的一员,大多数官吏又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接受考核,受到奖惩,这是古代职官制度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唐代吏治法律制度分析

唐朝的吏治法律制度,表现出体系严密、注重监察、整处严厉等特点。唐代的吏治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到官吏管理的方方面面,使得唐朝的官吏日常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至今仍具有相当借鉴意义。     

传统政治中官吏群体的本分要求及其困境

选贤使能是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保证官吏群体的良好政治品格是古代政治着力关注的重要方面。传统政治中官吏群体的本分要求具有多样性和多义性,这些特点使官吏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从而严重影响到官吏群体的现实表现,使国家政治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颓败。     

我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制进程

虽然"商业贿赂"的称谓在我国立法上出现较晚,但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却有着久远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统治阶级并未制定专门用来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而是把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内容与其他贪赃枉法犯罪混在一起加以规定,通过打击官吏的贪污贿赂犯罪附带惩罚商业贿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制定了较能切合实际的、较为有效地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并形成了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     

论古代中国免官复叙法的实践与经验

汉代以来,免官复叙便被经常使用,但随意性强,尚未形成定制.魏晋南朝之时,律法仅对免官的禁锢期进行了简要的规定,但形同虚设.直至北魏,将免官三载而降阶复叙定为常法,但仍旧简略.唐律增加免所居官条,免官复叙之法仍从北魏,并无显著变化.宋代官制繁杂,复叙种类之多,独自成体系的叙复之法形成.免官仅作为附加刑使用,免官复叙不再单独规定.待至明清,免官作为附加刑的地位得以改变,行政与刑事处罚有所区分,免官复叙之法体系渐成.免官复叙法的运用对古代中国的权力运作有一定的制衡效果,同时也维护了古代官场的道德水平.     

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理想形态

唐代的社会政治体制较之前代更加完备,其君臣关系也更具有典范性,这是经过唐代小说家的审美心理中介,艺术化地升华为唐人小说中鲜活生动的君臣关系理想图景.这主要由三个层面建构而成:从理想国度层面虚构的"杂于千官"的最高境界;从社会政治层面着眼的君明臣良的理想范型;从道德与人性层面观照的君宽臣安的良性形态.这是唐人小说丰厚文化意蕴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     

唐代商人举选权利考略

唐代举制与选制是分离的,举选权利即参加科举考试与铨选的权利。唐前期承前代之余绪,商人举选权利被剥夺,教育权利亦受极大遏制。唐中期以后,商人及其子弟逐渐可入官私学读书,并参加科举得官入仕。这是衡量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可资参考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商人入仕之途至此发生实质性转变。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唐代文官服饰的文化内涵解析

唐代文官服饰质料优良、色彩华丽、纹样精巧,是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的反映,更是古代服饰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它具有鲜活的时代特征,是大唐帝国继承传统、内部调整的产物;它是汉族传统服装与来自西域胡服的完美结合,是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文明大交汇的直接反映;它具有极强的礼仪性和等级性,是以皇帝为核心的贵族政治格局影响之下的产物。     

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清代地方民事诉讼程序初探

在我国清代的实际审判过程中,已开始区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但在其基本律典——《大清律例》中,对民事诉讼的规定颇为匮乏。司法实践中大量遵循的是各地州县官在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交流中形成的诉讼惯例。清代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审理是正式的审判,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包含起诉与受理,堂审前的准备,堂审和判决这些基本程序,相比较前期封建法制,已经具备了近代民事诉讼程序的雏形。     

元代的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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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