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韩荆州书》《赠孟浩然》著年考论

本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 ,从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孟浩然和韩朝宗的交游进行综合考察 ,并依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诏令 ,结合诗文内容 ,重新考订李白《与韩荆州书》不作于开元二十二年 ,《赠孟浩然》诗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 ,而皆作于开元二十三年     

李白再入长安索隐

李白继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之后，开元末又有一次长安之行。此行已有学者考在开元甘七年秋①，亦有拟在甘八年秋至甘九年秋者②，又有定其一入长安之年亦在计六年至甘八年春者③。显而易见，或混一入之年于再入之内，或辨二入之岁越三载之外。要皆持论未定，举证不足，难以令人首肯，须作系统考索。今据拙著本刊《李太白年谱笺征稿》：李白以开元甘七年九月再入长安，献赋不达，寓居半载，甘八年三月送“五噫出西京”矣。本文拟就李白入京前之行踪、在京时之活动、出京后之去向等节，胪陈如次。一、李白入京前之行踪开元计七年首春至仲夏，流…     

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实

重新考察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越剡之游 ,可见其一生曾三游越剡 :首次在开元十三年 (72 5 )春至十五年五月 ,始程地为襄阳 ;第二次为开元二十一年 (733)秋 ,此即著名的“自洛之越” ;第三次系开元二十三年 (735 )春 ,因赴山阴少府崔国辅之约而至。孟浩然第一次游越剡时于广陵与李白相识 ,并在永嘉乐城与乡友张子容会晤 ;“自洛之越”时与崔国辅在山阴过从一时 ,并相约翌年春再会越中 ;第三次由襄阳始程途经江夏时 ,再会李白于黄鹤楼 ,李白以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替其送行     

李白涉岐考

李白入长安,曾有涉岐之行。北宋曾巩在《李太白集后序》中详为之记:“明皇闻其名,召见,以为翰林供奉。倾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涉岐、邠,历商于,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游淮泗,再入吴,转徒金陵,上秋浦、寻阳。”很显然,曾氏把李白此行系于天宝三年离京之后、天宝十年北游塞垣归来之时。但是不少研究者认为曾氏所述有误,多不采纳。近来李从军同志关于李白三入长安的发现确证曾氏所述不误。李文认为:“李白在待诏翰林被放还山后,于天宝十一、二载间,又到过长安一次,‘西涉岐、邠’即在这个时期。这次即是李白的第三次西入长安”(详见《李白三入长安考》。此文收于《纪念李白逝世一二二○年及江油李白纪念     

"饮中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

考索现存资料,知盛唐"饮中八仙"有两说:一无裴周南,一有裴周南,迄今仍没有为大家认同的解释。实际上,"饮中八仙"本来就不很固定,是盛唐俗传的结果,而人们乐道的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李白开元、天宝间两入长安的史实也为"饮中八仙"的演化增一佐证。同时,"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野于开元二十六年,及此年前后李白仍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表明:开元间李白确实到过长安,寓居时间在十年左右。准此,李白这段时间的作品就需要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也需要修正。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论唐玄宗的改革

唐玄宗在位长达44年,分为开元(713—741年)和天宝(742—755年)两个时期。开元和天宝前期,是唐王朝的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盛世”的出现,是与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致力改革分不开的。天宝以后,由于玄宗逐渐丧失了改革,进取的精神,使朝廷内部奸佞当道,弊端丛生,导致社会危机四伏,酿成“安史之乱”大祸,使唐朝由盛转衰。     

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较高效率与法制的关系

(一)行政办事效率较高容斋续笔二汉唐置邮条略云: 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永必案:洪容斋所说的权楚璧等作乱事见于旧、新唐书玄宗纪和资治通(钅监)。通(钅监)二一二唐玄宗开元十年记述较详,茲引其文如下: 春正月丁巳,上行幸东都,以刑部尚书王志愔为西京留守。     

李白五次光临南阳稽考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13首。据考察,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入长安,取道南阳,时为初夏;二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南返安陆,途经南阳,时在秋;三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由安陆来游,时在春;四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路过南阳;李白五次访问南阳是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应方城县仙翁观道士元丹丘邀请到方城寺。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送友人》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等诗篇。     

张旭卒年考辨

张旭卒年 ,史无确载。由于对相关资料理解、认识上的分歧 ,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自来颇多异说。我们认为 ,在纠缠于资料而难以确证的情况下 ,考察张旭之仕履经过 ,就成为确定其卒年的惟一可行的方法。由李颀的江东之行可知 ,张旭在开元二十三、二十四年 (735年、736年 )之际结束常熟尉之职而赴京 ,其任左率府长史 ,约在此后不久。约在开元末年 ,而任金吾长史。其天宝五载 (74 6 )退居洛阳时 ,年初逾六旬。由此 ,结合李白《猛虎行》所叙与张旭天宝十五载 (75 6 )三月在溧阳酒楼会晤之事 ,和他《草书歌行》诗中“张颠老死不足数” ,我们认为 ,张旭卒年应以乾元二年 (75 9)为是。张旭《千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 ,应是张旭所书。     

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开元二十四年是唐玄宗实现第一期政治理想的最后一年,又是他实现第二期政治理想的起始年,"依贞观故事"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手创开元盛世的伟大的政治实践家,企图建立无为而治之至道社会的彻底失败成就他为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二者的有机统一使他付出"由明而昏"的惨重代价.     

东汉洛阳令及相关问题论考

东汉时期，洛阳县令是京畿地区的地方行政官员。洛阳令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治安、严惩罪犯和参与中央政府的重大礼仪活动。朝廷对洛阳令赏罚严明。因特殊的政治地位，洛阳令享受较优厚的待遇。中央政府对洛阳令的重视，是欲倚重于洛阳令，使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得以更顺利地维继。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论

《上安州裴长史书》是研究李白开元年间行踪交游的重要作品。《上安州裴长史书》系年历来说法不一。本文结合李白诗文和其他史料对其行踪交游进行考证,认为此《书》应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写作目的是希望获得裴长史的举荐,从而为李白开元年间入长安提供佐证。     

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

大安国寺由玄宗的父亲睿宗舍宅而立,在开元时期(713-741)汇集了各种学派的僧侣,成为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表明,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两地的联系,长安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传人敦煌,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这件文书也为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李白待诏翰林和出宫原因探微

在李白待诏翰林的学术观点上,现在通行的关于推荐李白的人皆不可信,真正发现李白并招之入宫的是唐玄宗;李白出宫的原因是唐玄宗对李白了解以后审时度势的安排,这也不失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决策。     

李白三入长安补证

关于李白三入长安之说,李从军考之在先,安旗别考继后,共举诗二十余首。笔者认为,《李太白集》中还有一些名篇,同属此期的作品。如《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晁衡是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他于唐玄宗开元五年至长安,学习期满后曾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等职。瞿蜕圜、朱金城二先生引缪凤林《留学中国之日本诗人》和     

略论唐前期营建东都洛阳的经济价值

唐朝前期的五位皇帝中 ,除高祖外都曾对洛阳进行过一定规模的修复和营建 ,尤以高武时期为最 ,一度将洛阳城提高到与长安相近的国都地位。继隋炀之后继续营建洛阳有政治、军事上的诸多价值 ,而其经济价值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即就此做一解析。营建洛阳的经济价值 ,其一在于顺应了经济中心东移的历史发展大趋 ,因为关中一带历经上千年的开发与发展 ,至唐前期 ,其总体经济条件已落后于关东地区。其二 ,营建洛阳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长安供应不足 ,无论是在粮食供给、木材供应这些日常消费品方面 ,还是在其他高层次消费品方面 ,长安的供应都不如洛阳。其三 ,唐前期的营建工作更重实用 ,是在实实在在的把洛阳建设成为国家的都城 ,而不是皇帝一人的别业。其四 ,促进了漕运的发展 ,不仅疏通了京杭大运河中淤塞和河段 ,还为洛阳至长安一线的漕运发展创造了条件。武则天抬高洛阳的政治地位 ,并藉以成功打垮了以关中地区为大本营的关陇军事集团 ,首先保护了新兴地主 ,并给予其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 ;其次为后来玄宗时期解决关中粮食问题下了基础 ,并如翦伯赞先生所言 :“武则天打击大地主 ,……客观上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替后来开元盛世也奠定了基础。”     

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交游新考论

以唐人神龙元年说为基点,在《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交游新考论 》的基础上,对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的交游及诗歌进行了新考探,提出了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交游为：开元十七年秋,于溧阳作《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是年冬于扬州作《淮南对雪赠孟浩然》;开元二十三年,作《赠孟浩然》的新观点和新系年。     

李白之创作与道士及上清经

李白深受道教的影响,前人虽然考虑到其歌词与道教或神仙思想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指出过其直接的根据。从他的文学表现以及传记事实来看,可以说李白深受古上清经影响。他的道教背景又有一位叫做焦静真的女道士,而这位道士是司马承祯的后继者之一,也是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的师傅。这样一来,李白以及三个关键人物可以连系在一起从而解决关于李白入长安的问题。     

王维转官吴越考略

在王维一生的宦历中,"转官吴越"是其一次重要的任职行为。王维此行始程于开元十八年秋天的长安,经洛阳、郑州,顺运河而下,抵京口,至会稽,达"穷边"台州,任职于黄岩。翌年春天,辞官告归,由江宁逆长江西上,于浔阳小作停留,然后再由夏口经汉水至襄阳,为孟浩然写真,并创作了著名的《汉江临眺》诗,旋北归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