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山州丘北僰人文化传承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云南文山州丘北僰人作为我国西南古代少数民族僰人的后裔,因其历史原因和居住环境的缘故,文化特征尚能保留的相对完整。但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僰人传统文化出现了式微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丘北僰人语言、风俗习惯、服饰、手工技艺、传统文学、宗教信仰、体育医药等多方面的调查、分析,旨在对僰人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探析,以期僰人文化受到更多的关注,进而得以保护、抢救与传承。     

从楚都、楚墓出土文物看楚国文化

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初起始祖熊绎,封地丹阳(今湖北秭归,一说是巴东),历七代至熊通(第八世),不断向南扩充领土,逐渐成为一个较大的诸侯国。为适应其进一步发展和军事上的需要,公元前689年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现有遗址可考察)。公元前652年,楚与晋会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楚败,但楚并不服输,随后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左传》宣公十二年);     

僰为彝说

关于古代西南夷“焚”的族属问题,目前有氏羌系统说,有百越系统说。本文拟从彝族有关文化现象来探讨“僰”与彝族的关系。 一、僰的分布 史志载,古代僰人分布在键为郡、越巂郡、益州郡。健为者,即以僰道(今宜宾)为中心,《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语说:“(僰道县),故僰侯国也。”《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水经注·江水》:“(僰道)县,本僰人居之。”许慎《说文解字》:“僰,犍为蛮夷。”《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僰名千顷池。”《史记·平淮书》:“汉通西南夷道,     

关于濮人问题(下)

四、濮人族属辨析 濮人,先秦时称为濮,秦汉时称为濮或僰,魏晋后多称为僰。其族属,有种种说法:古代,《史记·主父偃列传》、《汉书·伍被传》及《扬雄传下》作“羌僰”,意“僰”为“羌”;《盐铁论·备胡》、《后汉书·杜笃传》作“氐僰”,即“僰”为“氐”。概言之,“濮(僰)”是源于“羌”或“氐”。至近代,一些民族史研究者,(47)大都从此二说;     

土家族为"僰人"说

土家族族源目前有各种说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巴人说,土著与巴人、汉人融合说,濮人说,乌蛮说.本文质疑上述几种说法,并提出土家族来源于"僰人"说.     

《僰国与泸夷》

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复生撰著的《僰国与沪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一书,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文化丛书”之一,已由巴蜀书社于２０００年２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约１８万字。 僰人因其独特的悬棺葬式而名著于世,而僰人及其“僰国”的历史更是治中国西南民族史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先秦时期,僰人就处在巴、蜀、滇、夜郎、邛都等古民族集团势力的中心地带,秦汉以降,“僰国”故地是中原王朝统治势力向西南民族地区扩展的前沿,至明朝万历年间,僰人最终被镇压剿灭,在历史上活跃了两千余年的僰人及其“焚国”从此消失,而…     

我国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误区及对策——以宜宾市僰文化旅游开发研究为例

宜宾具有独特的僰文化资源,然而僰文化的旅游开发却一直陷于困境。本文结合僰文化旅游开发的探讨,指出我国文化旅游发展存在对文化旅游资源的片面理解、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失衡以及资源开发方法单一等误区,提出解决途径和对策。强调对文化旅游及其资源的正确理解是文化旅游发展初期的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策划旅游活动、进行景点设计和旅游商品的开发是我国现阶段发展旅游规划应重视的科学方法。     

中国古夷人史迹与三星堆文化初探

据彝文典籍史料《彝族源流》、《彝族人类起源》和《彝族人类历史》等中的记载,远古彝族有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濮、罗、果等十四大支系部落。尼与能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对女祖魂的崇拜,也具有＂天、母、女＂的含义。若干世纪以后,以虎为图腾,又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罗（虎）氏部落,罗（虎）部等氏支又从尼部族中分了几支出来,以＂罗＂为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虎龙形雕塑、雕刻,也随处可见。根据许多彝汉文献中的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笔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渊源也就是后来的彝族先民的祭祀文化渊源的足迹,＂三星堆＂文化的延续也就是当今彝民族祭祀文化的风俗遗存。     

从乾隆《普安州志》所载“僰语”看贵州白族的语言

通过对《普安州志》所载僰语与当代各主要白语方言的对比研究,认为至迟到清代中叶,贵州六盘水一带的白族仍然在使用白语;《普安州志》中所记载的僰语,与当代白语各主要方言差别很小,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宋玉

宋玉,字字渊,宜城人,是战国后期楚国的一位大辞赋家。楚襄王、楚考烈王时一度做过文学侍从一类的小官。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历史记载甚少。生卒年月亦元确考,根据他的作品《九辩》等推测也仅可以得知他约生于周赧王二十五年(楚倾襄王九年——公元前290年)约死于秦灭楚的那一年即公元前223年,活了将近七十岁。以前不少人,因见王逸的《楚辞章句》     

《诗·桧风·羔裘》、《素冠》作时补证

周幽王九年（前773年）,周王室太史伯为郑桓公策划东迁虢、桧之谋,郑桓公遂东寄帑贿于虢、桧十邑,为灭桧东迁郑国建立了桥头堡;大致在周幽王十年（前772年）时,郑桓公袭桧而取其地但未灭其国。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桓公死于骊山之难后,其子武公继续伐桧,鄢（邬）、弊、补、舟、依、黑柔 、历、莘（华）诸邑相继失守,桧国遂亡,时当周平王二年（前769年）。此年,武公遂从郑东迁其国于桧国故地新郑。《诗·桧风·羔裘》、《素冠》均为武公灭桧后所作,故其以“亡国之音”为主调。     

元代哈剌鲁人伯颜宗道新史料

伯颜宗道是元代著名的哈剌鲁儒学大师.近期于河南濮阳发现的由西夏后裔唐兀崇喜于元末编成的《述善集》一书中,发现了不少与伯颜宗道有关的新资料,既有《伯颜宗道传》,又有伯颜宗道佚文2篇,对研究伯颜宗道事迹、元末农民起义及元代理学的发展轨迹都有重要意义.     

宋代黟县汪勃家族科举仕宦考论

徽州黟县汪勃家族,适应了有宋一代崇文抑武的时代特点,逐渐走上科举仕宦之途,并出现累世科第为官的盛况。其成功既源于徽州县学和书院的兴盛,也得益于殷实的经济基础以及良好的家族教育环境。其家族在仕途上也颇有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越国民族源流考

于越为夏帝少康之后,自先秦到两汉时期,并无人怀疑。三国吴人韦昭对《郑语》:“芉姓夔越”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作出“楚、越同源”的错误论断。后代以此为据,以讹传讹 。本文考证夏、越关系的源流,考证了史伯与司马迁的关系;访问了夏越后裔,从而纠正了“楚、越同源的错误说法。”     

“二陆”的悲情与创作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被钟嵘称为"二陆",陆氏为东南望族,"二陆"的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国的大司马。吴亡,陆机、陆云隐退故里10年,后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受到器重,但政治上却不得志,陆机甚至死于"八王之乱"。陆机和陆云的性格迥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陆机繁缛,陆云鲜净。然而两人都很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陆机的作品《文赋》精微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美学标准和文体的分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     

博爱方言的代词

博爱方言的代词系统比北京话的代词系统复杂，用法上也有复杂的交叉和互补现象。分类描写博爱方言的代词，重点描写其不同于北京话的语法特点。     

《河伯》篇中“美人”与《山鬼》篇中“山鬼”的关系

以往的楚辞研究者多以为《九歌》第八篇《河伯》篇是祭祀黄河的神或单纯祭祀河神的诗歌,第九篇《山鬼》篇是祭祀山鬼或单纯祭祀山神的诗歌,由此可推论:《河伯》篇和《山鬼》篇没有直接的关系,歌唱的主体是祭祀山河神的祭主,等等。本文认为:《河伯》篇是河伯(死后世界连接九重天的九河的男神)的独白诗;《山鬼》篇是山鬼(住在昆仑山死者的魄)的独白诗;《河伯》篇的"美人"是死者的"魂"的忌语,与《山鬼》篇的"山鬼"(死者之魄)本来是成双成对的关系;《河伯》篇和《山鬼》篇中作为诗歌背景的舞台是九河(死后世界直通九重天的河)和昆仑山(死后世界中想象的山)之间,这两个世界本来在一条直线上。文章运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以上理论上的假说给予了科学的实证。     

简析1979年以来蒙古博文化研究状况

本文主要由蒙古博研究总论、蒙古博对蒙古民族的影响、蒙古族语言、文学、艺术中的博文化遗存三大部分组成。从历史文化角度,考证并梳理了蒙古博文化的历史发生、发展变迁以及对现代化的改造的过程。总结了1979年以来对于蒙古博文化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对蒙古博文化的研究探讨作出了小结性思考。对蒙古博文化的挖掘、整理并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蒙古博文化的更深认识,而且也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总结。     

"高山"与"激流"——鲁迅与柏杨的人格建构

鲁迅与柏杨都以鲜明的人格魅力著称.两人的人格建构,既有鲜明的共同点,也有迥异之处,整体上分别呈现出"高山"与"激流"的特征.鲁迅像一座悲凉深邃的苍山,伟岸挺拔,厚重、深沉;而柏杨则像一条发自高山深谷间的激流,充满自信的生命力,演绎激情人生.鲁迅和柏杨虽然人格建构有差异,但他们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