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在争鸣中推进和深化民国文学研究——回应赵学勇教授《对“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反思》

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研究范式,而非单纯的政治视角或文学视角;意在打破现代性观念的话语牢笼,打破“中国新文学”概念一统江山的学术格局,致力于中国文学一体化进程的建构;意在中国文学一体化进程和中国文艺复兴的视野中,分析、理解和阐释民国文学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而“延安机制”恰恰是由民国机制的某种弹性和张力空间所造就,已逝文学史各种内外要件的复杂关联需要深入辨析.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民国视野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正编者按:近年来,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语境,借助民国社会历史的视角重新打量、研究我们的文学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民国史视野下,我们将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研究话题呢?这一组论述大约可以让我们耳目一新。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新文学主导格局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一些相对"边缘"的文学形态,除了通常所谓的旧体文学、通俗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的原则、方法与意义

基于近年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和“地方性路径”研究的启示，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以互相叠加的方式形成了新的研究视域。“搜集与整理”为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地方性史料”的介入以具体、生动的方式凸显了搜集与整理在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和史料学建构中的重要性。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具体的、实践性显著的工作，可以依据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结合对象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原则，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相互促进、共时展开。在此基础上，探究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的意义和价值也将得到提升与总结。     

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

长期以来,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处于被怀疑、否定或悬置的状态,致使它被摒弃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之外,从而造成一部分文学精神资源的人为遮蔽。有研究者怀疑和否定旧体诗词的合法性,有研究者没有对传统文体在古代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和表现加以区别。要改变对旧体诗词的歧视和压迫,首先需要理解其合理性,也有必要重新厘定“现代文学”的范畴,用“现代汉诗”这一概念来整合20世纪中国诗歌,消弭新、旧诗词的对抗和对立。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追求,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历史传统。在新的世纪,必须打破新、旧诗词二元对立的模式,把旧体诗词作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成果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旧体诗词的发展,又有助于文学和文化观念的改进。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反思

新世纪以来,文学史书写成为一种浪潮,其中,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已有百余部之多。它们表现出不同的命名与叙述方式,这既是文学史书写的持续探索与建构,也反映出它们的内在焦虑。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还存在诸如纰漏、重复、浮躁与过于追求时效性以及功利化等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需从三点着手:一要为文学史书写留有"余地",二要深化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三要重建文学史的"神话"。     

酒神魔咒与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史建构

一个世纪以来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脉络,揭示出该领域研究一直潜藏着的理论本质化和文学史泛化之隐忧.历经改革开放前漫长的遮蔽时段,自由主义文学研究在80年代走向复苏,而90年代以后的“圈地运动”解构了其研究合法性.研究者需破除酒神魔咒,实施历史还原,通过作家个体、时代语境、地区场域和现当代文学通史四个层次的交叉融合,建构自由主义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     

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关于当前文学史观念的一种思考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源于对历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思维模式的不满。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意味着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 ,确立文学史写作的现代理性精神 ,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     

对目前民国文学史话题的评析

民国文学史话题出现在学术界至今已有10余年,学人们主要透过"破"现代文学等史观以倾力于建树民国文学史观,但对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新文学等史观吸、弃关系,民国文学史解剖方式的实质、入史标准与内容评析者较少,本文试图对前述问题予以阐述,以求教于同仁。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自20世纪以来,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处于被怀疑、否定或悬置的状态,致使它的研究被摒弃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之外。近年来,很多研究者从旧体诗词能否入史、旧体诗词的现代性、诗词创作的外部形态、内在价值和精神追求等入手,研究和思考了当代旧体诗词的现状与前景。文章认为应该打破新、旧诗词二元对立的模式,将现代旧体诗词的创作作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加以研究,这既有利于本土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又从整体上提升了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审美质素。     

略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关于中国近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在建国后的 30多年里文学研究界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看法 ,即如同王瑶先生所言 :“我们一般都是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视为近代文学 ,下与现代文学相接 ,而将建国以后的文学视为当代文学。”1这是一种近代—现代—当代的分期方式。但在八、九十年代 ,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对于分期问题的看法 ,比如王瑶先生自己就认为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应为 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至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结束。许志英先生主张将原先的“现代”、“当代”打通 ,将现代文学的上限宽泛地定为《新青年》创刊的 1915年的…     

论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在打通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意义

在当前的文学史书写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仍处于一种合而不通的状态,这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首先要充分认识现代性在百年中国文学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与阶段性的特点。在这一前提下,正确理解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及其特殊的文学史意义,是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键所在。     

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

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给包括当代文学史在内的整个文学史编撰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变化 ,这突出表现在以学术为核心的理性精神演进到个性情感张扬的书写之路。随着写作语境的变化 ,尽管“2 0世纪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为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提供了重要思路 ,但文学史的编撰仍然面临着众多的挑战。本文沿循文学现代性的脉络 ,追溯了文学史写作的原初状态 ,并针对当代文学史编写在实践中遇到的批评、人才、功能等一系列的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学史和跨学科学术——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

近年来,“跨学科”“跨域”已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成事实,也是重要的学科生长点。在2022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论坛”上,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文学跨学科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吴俊紧扣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探讨文学跨域研究是否可行,指出古代能够以文体文类为中心叙述文学史,而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文体文类周期律,这也使现代文学史已经实际上成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建构的学术范畴。李怡强调,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研究的巨大冲击下,“文学性”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需要对“文学性”作出新的认知及界定,借助社会历史研究重新定义其思想和形式。武新军认为,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是在不同学科的“整体联系”中展开文学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由此对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方法和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三位学者不同角度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对跨学科研究的理解,展示出跨学科思维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

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