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溺婴习俗看福建历史上的人口自然构成问题

福建在历史上是一个流行溺婴习俗的地区,从唐宋延续至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溺婴习俗尚存在于福建一些地区。宋代闽人溺女婴,也溺男婴,但溺女婴多,溺男婴少。明清时期,闽人溺女婴而不溺男婴。闽人溺女婴的原因是害怕厚嫁破产。因此,造成明清福建社会男多女少的自然构成,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男子无法娶妻,家庭中女性掌权,童养媳习俗流行。     

从罗马夫妻财产制度变化来看罗马妇女地位的提升

婚姻制度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最直接反映,财产作为婚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就显得格外重要。本文通过描述古罗马妇女财产制度的变化,来阐述随着社会发展妇女的地位不断提升的事实。这些可以从罗马对妇女嫁资财产的保护、婚姻赠与财产的保护以及嫁资外财产的保护中体现出来。     

"从夫"还是"助父"?——春秋贵族女性的两难抉择

"父权"与"夫权"作为男权的两个方面在本质利益上是相同的,但在风云变幻的春秋时代,时有矛盾斗争的事件发生。面对这种状况,已嫁的贵族女性多是选择"助父"而不是"从夫",这是由于春秋社会"父权"势力强于"夫权"力量。父系家族对于出嫁的女儿仍然有着极强的控制力,而出嫁之女为了自己的地位及利益,也需要父系家族的有力支持,这使得她们在"父家"与"夫家"的政治斗争中竭力维护父家的政治权益。     

奢香夫人的和谐思想与水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浅议

奢香夫人是明朝初年彝族著名的女政治家,水西彝族的杰出领袖。在支持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贵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过巨大作用。本文拟从奢香夫人的言行对其后人的影响及其对水西地区乃至整个贵州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来论证奢香夫人的和谐思想。进而说明奢香夫人不愧为明代彝族著名的女政治家水西彝族的杰出领袖。     

清代江南的溺婴问题：以余治《得一录》为中心

<得一录>是清代无锡绅士余治编纂的一部总汇慈善章程的善书.结合地方志,透析<得一录>可知,清代江南溺婴现象已成为一严重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被溺婴孩数量大,溺婴手段残忍,男婴女婴都在被溺之列,乡村多于城市.溺婴具体原因存在阶层差异:贫困家庭溺婴主要由于缺乏财力;溺女家庭主要是受奁费高、遣嫁难和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溺婴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江南士绅的重视,他们发挥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开展道德劝化和救济婴孩的善举,以遏制溺婴恶俗.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溺女问题初探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溺女成风,无论是官府的禁止还是民间的劝诫,都不能阻止溺女风气的蔓延。其原因在于:经济拮据,抚养维艰;陪嫁丰厚,无力支付;贵男贱女的观念作祟。溺女导致了男女比例的失调,从而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许多男子不能婚配而鳏居终身,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定;助长了买婚卖婚的风气;抑制了人口的自然增长。     

清代江西民间溺女与童养

清代江西民间盛行的童养主要是贫家针对溺女而采取的一种最常用的自我拯救方法.童养媳并非如以往史学界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婚姻陋俗.清代江西溺女之风非常盛行,抚养维艰和嫁妆负担是溺女产生的主要经济原因.童养可以有效地消解这两大原因,正因为如此,民间盛行童养之风.童养是民人避免溺女的一种变通之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以童养代替溺女是一种进步.当时官府和地方精英为了解决溺女这个社会问题也在积极地拯救,但数量非常少.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其拯婴能量的不足,所以对于童养这种现象,他们持赞同和鼓励的态度.这也是民间盛行童养的另一重要原因.     

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关于夫妻财产制的比较分析

罗马法以及中世纪的日耳曼法共同构成了近代大陆法系夫妻财产制的历史渊源。前者的典型夫妻财产制是建立在分别财产制上的嫁资制,它以夫妻别体主义为基础,是法定财产制的起源。后者的典型夫妻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它以夫妻一体为基础,并开创了约定财产制的先例。两类夫妻财产制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这些差异,正是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理念的体现。     

近代华北地区的溺女习俗

溺女习俗是封建社会的一项陋俗,此项习俗盛行于近代华北地区,从其盛行地区、被溺女婴数量来说都令人惊叹!这种行为发展成为一种风俗,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而且溺女习俗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从而为今天的社会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精铜软锡,人间妙器今何在?

"嫁个女儿满堂空,娶个媳妇满堂红。"是清末民初时民俗的真实写照。夏承焘、马孟容的老师张棡系一代名士,原有良田数百亩,嫁了四个女儿后,居然家庭经济拮据,债台高筑,他有诗记之"身缘债重思轻减,田为钱     

清代州县政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封建王朝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是自明朝中后期以降的商品经济更为活跃,“抑末”、“轻商”的思想与政策逐渐受到愈来愈多的人否定。这种社会意识反映到清代地方基层政权贯彻经济政策的操作中一方面奉行朝廷颁布的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扶持商品经济发展,有时为着后者而对前者采取阳奉阴违的作法。 地方政权的职能发挥,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何等的推进与制约作用,本文就清代州县政权的这一问题试作分析。     

略论影响清代赋税制度的主要因素

清朝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屡次改革其赋税制度,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未能充分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超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遏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直接原因是中央的“不完全财政制度”造成了赋税征收失控;重要原因是封建官僚制度制约赋税制度的有效执行。     

清代巴县孀妇的再嫁问题探讨

清代加大了对守节妇女旌表的力度,但与此同时,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孀妇面对生存的压力,夫家的逼迫和他人的欺凌,选择了再嫁。而清代因为溺女之风盛行造成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相当比例的适婚男子不能正常娶妻,这无疑又使孀妇再嫁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切在巴县档案中都有所体现。     

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聘财和嫁妆

聘财和嫁妆是中国古代婚姻中的一种礼和俗,至中古时期演变为婚姻重财.唐代婚姻重财经历了从前期重聘财到中后期重嫁妆的演变,这是唐代以士族的衰亡和官僚阶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变革和以出嫁以后女子生活中父权地位下降、夫权地位的上升为特征的家族权力变革的结果.     

宁波古村落形成因素探讨

宁波古村落在历史演变中形成,至今保留着相关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民俗历史文化遗存众多,是宁波历史经济文化的活化石记忆。古村落在自然经济中萌生,在明清商品经济萌芽时期昌盛,繁荣的情形延续到民国初年,到民国以后古村落衰落。这些古村落多在交通要道上形成,有的地处深山,形成主要因素是自然经济交易演进历程与家族繁衍及衣锦归乡的观念交互作用影响造就的。     

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商品流通及税收

清代前期,长距离贸易的兴盛,推动了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流,粤海关也由此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之一。清代前期粤海关对全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既为全国各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提供了平台,促进了全国各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满足了市场需求,又推动了广东自身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乾隆朝以后,粤海关税收增长主要依赖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发达的交通、优惠的外贸政策以及繁华的商品流通所致。     

清代天山南路维吾尔社会地区经济发展之不平衡——以地权转移为例

清代天山南路维吾尔族社会私有土地所有制形态主要特点有：土地买卖的频繁程度、大量的土地买卖引起的纠纷、活卖占绝对优势等;在南疆地区,维吾尔社会已经逐渐接受了这种土地经营权转移的新形式。天山南路土地买卖的原因主要有：小自耕农的普遍贫困化导致私有土地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化商品化程度的增强,土地日益成为人们追逐求利的对象,因而土地的周转和土地买卖亦日益加快;高利贷引起土地买卖。     

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明清中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商品贸易交流日益增多,社会经济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给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但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有益互动,势必受到明清社会自然经济大环境的干扰,进而影响了各民族社会的正常发展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