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是近代西方以来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并对市民社会的性质、特征等作了详细的阐释,竖起了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市民社会"思想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创立了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市场社会的本质;马克思之后,市民社会理论又有所变化和发展.     

市民社会理论的谱系——从霍布斯到马克思

自霍布斯以来,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的对立,第二阶段围绕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展开。洛克试图用市民社会来替代政治国家,此举遭到了卢梭等人的强烈攻击;黑格尔试图确立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优先性,但却忽视了市民社会的政治属性;马克思最终深刻地揭示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因此开拓了法律与管理的新领域。     

市民社会对民主之共性与个性的助益性分析

市民社会历经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演变过程,并在洛克与黑格尔那里得到代表性的阐述,由此形成近代政治自由主义者所持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观和黑格尔所持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观。在介绍市民社会发展与演变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其对民主之共性与个性的助益性,认为它在促进民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应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内在关系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探讨逐渐增多，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其概括为三方面。（1）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孕育民主的政治文化；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孕育中产阶级等。（2）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发展与完善：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市民社会创造适宜的政治环境、提供合法性制度支持；有助于塑造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3）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一些消极的作用：利益集团的竞争制约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作用；社会组织缺少独立性和持久性，限制民主政治的发展；少数极端反民主的社会组织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构成威胁等。反观这些研究还可以发现，学界对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讨论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一是市民社会决定论，过分夸大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二是限制市民社会发展论，夸大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消极作用。对这些认识误区必须保持警惕，从而正确对待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努力把市民社会培育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因素与重要力量。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社会文明：一个概念的政治学诠释

社会文明指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文明进化状态；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文明形成于政治国家的历史土壤，是对政治国家的抽离与解构；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文明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涵化，是对政治国家的重组与再造；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审视，政治学语境中社会文明的实践本质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的政治异化思想及其逻辑进路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类概念的改造,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统一于个人的社会特质,并把市民社会称之为物质国家,把政治国家称之为形式国家,两者的统一是真正的民主制,两者的分离则是政治异化。现代社会存在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象就是政治异化的产物,两者相分离的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因此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探索扬弃私有制的现实道路,政治异化由此发展到异化劳动。这样,马克思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异化劳动"的探索过程中,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论市民社会的政治超越——论马克思社会解放的一个思想

本文从界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入手,论述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政治超越思想。本文作者认为,马克思正是在揭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对立的基础上,提出实现社会解放是市民社会的政治超越的唯一正确途径。     

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必然性及其培育与建构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可能性的最深刻根源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持续深入,则又有赖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充分发育。但是,建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决不意味着传统的国家与社会间的对立乃至对抗,而是要实现两者功能的交错与互补,即达到一种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关系的学理之思

近代以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成为众多政治哲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关键在于对社会如何进行调控,是主要依靠国家还是主要依靠市民社会。分岐的实质是坚持两种对立的范式,即“国家范式”和“市民社会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方法论基础是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零和博弈关系,若将它们推向极致,必定产生国家支配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消融国家两种不可取的理论架构。同时,两种范式所指涉的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制衡国家的理论架构,也蕴合多重缺陷和误导,值得深刻反思。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形态形成的政治社会化分析

马克思虽没有明确提出过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但他在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中,就蕴含着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根基和分析方法。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理想社会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去分析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政治解放的过程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人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展为拥有个人信仰、追求自由利益的个人的过程;随后的人类解放过程就是国家自行消亡,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形态过程和人克服市民社会中的狭隘、自私自利的人性而逐步发展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市民社会与人权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人权批判思想论略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得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与人权的结论，通过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人权之间关系的分析，强调只有消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才能扬弃资产阶级人权的内在缺陷，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市民社会：宪政国家的生长点

近代宪政国家成长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革命的推动力。市民社会产生了宪政的要不；个人独立性的成长；现代民主制的直接源头；分权制衡等。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市民社会作为支撑，宪政国家的成长既无可能。     

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途径

“社会制约权力”中所说的“社会”是指市民社会，社会制约权力的逻辑起点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由此产生的国家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即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民主） ，以及达尔在孟德斯鸠、伯克、托克维尔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重集团的统治”学说，乃是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支柱。社会制约权力的实现，则依赖于市民社会对资源占有量的大小、各种利益集团的崛起、律师队伍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律与自治。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之比较

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独立出来,并且赋予市民社会以经济内容,认为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必然被国家所超越.马克思明确将市民社会纳入经济基础的范畴,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而人类解放是超越市民社会的途径.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定位在上层建筑领域,认为政治国家必须建立在市民社会上才能维持其合法性与持久性,市民社会最终会取代政治国家.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国家政治文明的回应

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依法治国”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市民社会兴起后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与互动最终导致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出台。依法治国的推行，使我国法治思想发生了转变，那就是立足于“治理”而不是“统治”，立足于市民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力，立足于社会而不是国家。当然，我国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还面临着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来摆脱。     

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民的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现代民族以自然主义的民族为基础，但其实质在于公民自由。在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包含着公民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即内在具有现代公民的普遍主义与民族特殊主义两重因素。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欧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从公民普遍主义发展出来的不仅仅是欧盟，而且应当有着更为意义深远的人类价值目标，那就是世界公民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最初的含义是指社会的经济领域。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已经不是马克思、黑格尔所指的经济领域,而是指经济领域的政治表达,即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意识形态领域。阿尔都塞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对葛兰西思想的进一步强化。以弗罗姆、萨特、列斐伏尔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流派虽然不再从市民社会角度提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突破了市民社会的狭隘框架,提出了人与人类社会这一哲学思考的最高问题。哈贝马斯则从现代社会与生活世界对立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生活世界的分析框架,从而把反映广大公众意见的公共领域展示在世人面前。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不少内在分歧,并且在解决人的问题上存在不少空想;但是他们的思考是深入的,也是切中时弊的,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