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哲学转向”的意义

康德是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哲学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哲学转向”。其意义不断地被提升——在现代哲学的理解层面上加以开掘。因此，从新的角度理解康德的“转向”实质，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康德首次明确地将主体能动性原则引入...     

道德·伦理·市场与诗

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问题 ,是目前中国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和元伦理学派虽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假定中推导不出“守道德是理性的” ,但他们却否定不了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不可言说”的伦理之存在。牟宗三说 :“穷知见德” ,说明了那不可言说的道德深而可见。道德是既内在于人的“行” (包括“言”)之中、又显现于人的“行”之外的人的此在品格 ,因而是人“行”中的实存 ,“言”中的含蕴。从语言哲学来看道德哲学 ,就会发现 ,人的语言 (如许诺 )有约束力 ,就在于在最深的层面上 ,人作为人有遵从 (康德哲学的 )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因而语言哲学和道德哲学实际上是一根滕上的两只瓜。人遵从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 ,即为内在于市场“外在规则” (如法律、产权和契约等等 )之中的“内在规则”。这“内在规则” ,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     

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认为，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目的论与自由：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政治哲学以目的论为基础，即“人是目的”，大自然隐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普遍法治下的公民社会，实现人的尊严和自由。康德政治哲学具体表现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理想的世界主义”两方面，这是其目的论在政治法律层面的落实。康德政治哲学是近代启蒙政治思想的总结和展望，其纯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和普遍法治下世界公民的理想，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泉。     

论康德的“勿说谎”是一条对自己的完全义务

康德将“勿说谎”纳入义务论范畴,并将之视作理性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但是基于不同的康德著作,学者们在将“勿说谎”理解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的完全义务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本文在分析康德关于义务类型的不同划分基础上,从德性与法权的区分出发,认为不管是依据康德文本还是其义务理论的内在结构,“勿说谎”义务都应该被理解为一条对于自己的完全义务。     

人类的潜能——一项教育哲学的研究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康德。他认为人的独特性就在于人能够为自己立法，即人的自主性（autonomy）。如今，“自主性”一词时常被人们模糊地使用，意指“放纵”、“放任”、“自私”、“自我中心”或“缺乏集体感情”。事实上，这些内涵没有一个符合康德的观点。在康德看来，“自主性”是指个体作为人，而不是物体，根据规则或原则来自由行动的能力倾向，是基于法律以及个人对于法律的认识的。     

康德历史哲学的内在性质和特点

尽管康德并没有写过一部《历史理性批判》，但是，历史哲学仍然是康德批判哲学思想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康德的历史哲学可以说是他的批判哲学体系化思想的产物，还因为如此．康德历史哲学的意义与其说在于他通过一系列有关历史哲学的文章所表明的一些观点，毋宁说在于他建构他的历史哲学思想的理论前提本身，即历史理性批判的部分．依照这种看法，本文对构成康德历史哲学思想的理论前提的内在性质和特点做了探讨。     

众善相争 德性为上——亚里士多德“德性至上论”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复活

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和界定,认为实践哲学就是以超感性世界的规律、以人的自由意志及作为其规定根据的先天理性命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继承,而且还是对作为后者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的“德性至上”原则的贯彻和继承。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康德道德动机结构澄清

休谟提出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是情感或欲望。康德接受休谟在动机问题上的内在主义进路,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从“欲求能力”到“道德关切”推出“理性单独可以作为行动的动机”。不过,出于人的完善性和行动完整性的要求,康德并没有拒斥义务论对后果的需要,动机和后果以一种更深刻的内在逻辑在康德义务论中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论古典自然法学的理性义务先定说

古典自然法学是人类政治法律思想领域的重要学术流派之一。目前，学术界在对古典自然法学中的权利民义务的逻辑关系上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古典自然法律主张权利先定本文在重点分析斯宾诺落、霍布斯、卢梭、康德、洛克等古典自然法学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古典自然法学家们提出的“自然权利”的概念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不含社会评价因素的“自然自由”；他们在权利与义务逻辑关系上的真正认识是，处于自然自由状态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规定义务并根据义务判断公正与否，而不违背义务的行为便被公认为权利。因此，本文认为古典自然法学主张义务先定，而不是权利先定。     

康德与“神学的人学化”

康德哲学使西方思想发展历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这不仅表现在认识论、道德哲学等方面，也体现在宗教哲学中。康德哲学是把神学问题变成人学问题的一个部分，或者是把神学变成人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来加以讨论的。在人学的内部消解、克服神学，而不满足于人学与神学的外在对抗、分立，更不能容忍把神意作为外在原则来解释人的问题，这就是“神学的人学化”。本文试图阐明“神学的人学化”是康德在西方宗教思想史上所进行的巨大变革     

论人与游戏的关系在现代哲学论述中的两次转向

分析了人与游戏的关系在现代哲学论述中的两次转向：第一次是指康德与席勒等人将游戏带入理性驾驭之下的“人玩游戏”;第二次是指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不受理性支配的“游戏玩人”。从人与游戏关系的两次转向中,我们对人的存在和游戏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     

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开始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的观点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休谟、康德和现代哲学的日常话语转向

休谟和康德是两个最有可能被人放置在一起进行相提并论的近代哲学家.休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近代哲学转向,从形而上学哲学转向日常生活话语,从神圣世界转向世俗世界.休谟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知识范围的限定,对康德产生了直接影响.康德哲学则完成了另一次转向:从经验论转向先验论和批判哲学.康德试图证明先验知识的可能性,并进而证明形而上学知识的可能性.通过对休谟经验论和康德批判哲学关系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哲学对整个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的关键影响.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在休谟哲学中找到明确的思想起源.     

苏联哲学界对价值理论的研究

价值学是研究价值和价值理论的哲学分支,它出现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此间,苏联哲学界一直持批判态度,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对这一学科研究有新的转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价值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一、苏联价值理论的兴起与发展阶段五十年代以前,在苏联的哲学读物中,涉及到“价值”和“价值学”这个术语和理论是不多见的。他们对十九世纪末出现的价值学,特别是新康德主义中的巴登学派的价值哲学,从根本上持批判态度,根本不承认价值学是一门哲学学科,甚至不承认它是哲学。     

哲学人格思想的历史转向——从康德到舍勒

哲学人格思想的历史转向——从康德到舍勒余潇枫一、苏格拉底：哲学人格问题的缘起苏格拉底是“人的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用理论和生命去获得独立人格的哲学第一人。公元前３３９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控犯有传播异说、毒害青年的罪行，并被民主派当权的雅典法庭判以...     

论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建立

从理性法则同意志的关系上 ,本文分析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立的基本思路 ,论证了康德道德哲学中绝对命令、义务、善良意志等基本概念的含义 ,指出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立的目的就是从主观上说明人类道德行为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才能看出康德批判哲学的意义。     

以司法公正塑造现代法治下的法律观

"预测论"是基于法官如何判决的预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它导致了公民对法律的一种机会主义态度。"义务论"是基于法律本身的义务要求而采取的自觉守法行为,导致公民对法律的一种信任主义态度。在公正司法下,人们对法律的预测完全是根据法律规则的内在义务要求,而与外在法官的人格因素无甚关联,实现法律概念从"预测论"到"义务论"的转变,才能建立法治社会的牢固基础。     

马克思哲学"实践思维方式"检视

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主题及其研究方法的转向是思维方式的转换。马克思哲学革命在于确立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实践思维方式”：一方面,实践思维方式不同意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物质本体论”;另一方面,实践思维方式作为观点群内部存在诸多分歧。其中“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最具理论冲击力,它批判了“物质本体论”,也与“实践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但在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确立之后仍然存在疑窦,马克思哲学能否回避本体论？本文认为马克思哲学以“实践过程思维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本体论解释原则。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