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的谦抑性论“婚内强奸”

许多西方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同了“婚内强奸”行为构成强奸罪。我国对“婚内强奸”立法规定模糊不明,理论学说众说纷纭,司法实践裁决不一。根据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婚内强奸应在一定范围内有限成立强奸罪。作为现代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影响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在刑事立法层面,应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在刑事司法层面,应从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     

强奸罪:“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立法必然

作为一种隐蔽的性暴力,"婚内强奸"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国内关于"婚内强奸"的诸多学说之中,似乎唯有"有条件肯定说"与"两罪说"能够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求得平衡。而在经历了由"非罪"到"罪"的转变之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多数将"婚内强奸"以强奸罪论之。在我国法治发展之背景下,"婚内强奸"的确有别于"普通强奸",但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无论是立于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婚内强奸"都实难以婚姻关系的存续为由而肯定强奸罪之"丈夫豁免",故我国刑法第236条当对强奸罪作出完善性表述。     

“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实践再思考

中西方法制发展史上都曾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一个"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理论与实践演进过程。而"婚内强奸"犯罪化也正是我国法律界尤其是刑法学界热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存在着众多观点。对于这场学术之争的评述以及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基础的批判性探寻,可以有助于求解立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相关问题。     

对婚内强奸行为性质的理性思考

婚内强奸行为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客观社会现象 ,我国刑法学界对该行为的定性问题存在争议 ,本文认为 ,给婚内强奸行为定强奸罪有充足的法律依据 ,并且符合法律的价值取向 ,对预防家庭暴力、维护妇女权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婚内强奸行为法律性质再思考

分析了我国刑法规定不具体、适用法律差别很大等问题,从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阐述了"婚内强奸罪"有必要进入公权保护程序,指出婚内强奸应区别于普通强奸定罪量刑,说明单列"婚内强奸罪"有其合理性.     

婚内强迫性行为非罪的刑法精神分析

婚内存否强奸,一直是刑法学争议的问题。从现代刑法精神的角度来解读婚内强迫性行为这一法律现象,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侵犯的不是妇女的性的权利,因而,不构成强奸罪,行为人只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道德责任,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以此为前提,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非罪符合公正性、宽容性、经济性等现代刑法精神。     

浅析"婚内强奸"成立与否

婚内有无强奸一直是学界及司法界颇存争议的问题之一,本文拟从配偶权出发,通过对其派生权利———同居义务内涵的挖掘,以及婚姻的特殊功能,刑法对婚内强奸的态度等方面出发,对婚内强奸的成立问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救治对策。     

婚内强迫性行为非罪的刑法精神分析

婚内存否强奸，一直是刑法学争议的问题。从现代刑法精神的角度来解释婚内强迫性行为这一法律现象，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侵犯的不是妇女性的权利，因而，不构成强奸罪，行为人只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道德责任，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以此为前提，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非罪符合公正性、宽容性、经济性等现代刑法精神。     

试论“婚内强奸”的罪与罚

“婚内强奸”的罪与罚,是刑事司法领域中争议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本文首先对肯定论和持相反论调的否定论两派观点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婚内强奸的定罪与量刑提出了个人见解。     

“婚内强奸”犯罪化的法理思考

"婚内强奸"犯罪化成立与否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只能从其价值实体即"婚内强奸"的犯罪化事实与价值标准即社会的需要、欲望、目的两个方面来考察。价值标准是个历史范畴,受到社会结构模式、家庭职能设置、传统制约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在我国当前"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从西方移植"婚内强奸"制度,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婚内强奸"犯罪化不应该急于求成。     

对强奸罪应否作为亲告罪的思考

从实然角度看,依照现行《刑法》,强奸罪属于重罪,若将其作为亲告罪,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故不宜成为亲告罪;从应然角度看,若祛除男权主义贞操观在强奸罪中的中心化地位,则强奸罪有可能成为亲告罪。我国目前不宜将强奸罪由非亲告罪改为亲告罪,但对"婚内强奸"可例外采取告诉才处理的方式。     

台江县苗族婚姻习俗与强奸罪冲突问题调查与思考

未成年人性犯罪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而未成年人犯强奸罪作为一种严重的性犯罪,是要受到刑法的严厉罚处的。文章作者走访了黔东南台江苗族地区,调查当地苗族未成年人犯强奸罪的案例,不难看出许多未成年的强奸案件是发生在婚姻传统习俗的“游方”中或者早婚中,与幼女发生性行为而导致犯罪。从对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地未成年人强奸案有其特殊性。文章以文化为视角,准确“度量”出国家刑法和苗族婚姻习俗在处理此类犯罪案件时需要的“必要的张力”。     

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错位与检讨

社会风险不能等同于刑法危险，但二者存在动态交叉关系，社会风险可以通过刑事政策转变为刑法中的危险。风险刑法首先是现代刑法应对风险过程中"自觉"的结果，是现代刑法体系的同质组成部分。从贝克划分社会形态的时间考虑，我国早已进入风险社会，且是全面而非局部风险社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我国社会风险在质上表现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在量上表现为风险的相对增多，从刑法的应对上来看，似乎只能选择刑法提前介入。风险刑法理论的中国展开应该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出发，前者旨在突出风险刑法的教义学研究，后者需要从社会风险自身的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调整刑法体系，以期防控风险、创造安全。     

比较视野中的交通过失犯罪——以过失危险犯为切入点

理论上认识的不统一,未能给惩治交通过失犯罪的刑法立法提供充分的指导,进而会导致不完善的刑事立法无法对日益增多的交通事故犯罪起到警醒和预防作用.文章通过对境外相关法律的比较研究,从社会危险性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和严而不厉刑事政策的角度,分析我国应引入过失危险犯理论的可行性.认为我国应依据过失危险犯理论,对刑法总则过失犯罪条款和分则交通肇事罪相关条款作相应修改,同时指出应丰富过失危险犯理论指导下的交通过失犯罪立法层次,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现实需要.     

新中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及其价值取向的变迁

作为《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夫妻财产制在新中国的三部《婚姻法》中所占的地位呈逐步提高的趋势。文章通过对制度变迁的纵向考察,认为新中国《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到夫妻本位再到夫妻、个人权利并重,兼顾社会利益的变化。并指出家庭有别于社会,合理界定家庭成员的个人权利,建立和维持婚姻、家庭的和谐才是婚姻立法的价值理念和终极关照。     

和谐之美的刑法底蕴——论刑法观念的转变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更新。安定有序以及公权与私权的良性互动是和谐社会的内在特征,这些特征与刑法所具有的社会保护及人权保障功能产生了交集。因此,和谐之美必然包含刑法底蕴。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一些传统的刑法观念与和谐社会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反思传统观念,树立新型观念,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深远。     

论强奸罪的立法变迁

随着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强奸罪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模式发生了变迁。强奸罪的保护法益由社会风化变更为性的自主权。强奸罪的主体与对象包括男女两性。丈夫身份已经不能使婚内强奸行为合法化,对于违背配偶意愿而强制性交的,应以强奸罪论处。     

风险社会之下的航空犯罪理论趋向

风险社会的到来，必然会对我国刑事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以保障民航安全作为第一要务的今天，平衡风险社会下民航安全与个人自由，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预防航空犯罪，不应当以其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而不同于传统刑法。过多重视风险社会带来的弊端，自然会陷入一种严罚主义、威慑主义的立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航空犯罪作为一种刑法犯罪，其处理思路与普通犯罪并无二异，不应当认为民航领域是一个全新领域，需要以更为严厉的态度对待犯罪行为。处于风险社会的当下，对于航空犯罪而言，仍然无法超越传统刑法的范畴。     

良善刑法的道德标准及其实现途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善刑法始终是立法者和法学研究者共同的目标。通过对中西思想史的梳理和现行刑法的批判性反思，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和价值分析的方法，指出判断良善刑法的核心标准是道德价值，即良善刑法以人道为底线道德理念，以正义为核心道德理念，以和谐为最高道德理念。同时提出良善刑法的具体实现途径，良善刑法作为刑法的应然状态，必将成为中国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