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与“中国西学第一人”——曾国藩与严复思想比较

曾国藩是最后一批士大夫的代表,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而严复是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被视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他们均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均不满于汉学宋学无用、无实,传承了文化传统中的经邦济世情怀与实事求是精神;均文宗桐城派,由曾国藩推动而实现中兴的桐城古文,经严复以先秦文体表达现代思想这一中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从曾国藩到严复,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在某些方面,严复的思想是在曾国藩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从曾国藩等人的变易论通向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均为军事近代化尤其是建设近代海军的重要推动者;从曾国藩将传统学术门类中增加＂经济之学＂,到严复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从曾国藩倡导＂格致＂,到严复全面介绍西方科学;均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尤其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者、先行者。严复对曾国藩思想也有突破性发展：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采取激烈抨击、全面颠覆的态度,体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天壤之别;曾国藩终其一生没有从旧学中突破、突围,而严复对旧学进行揭露与批评和学术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开启了闸门。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兼容并蓄”性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兼容并蓄”性是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体现为义理与经世致用、儒学与诸子百家、宋学与汉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四个方面的兼容。     

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兼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

曾国藩“汉宋兼采”及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力侵逼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曾国藩萌生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意识。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倡导派遣留学生、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兴办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开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曾国藩的“中体西用”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使得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只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开先河者。     

曾国藩文化思想简论

曾国藩作为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思想中存在许多消极落后的成分,但是他所大力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以及他所提出的"义理为体,洋务为用"的思想,在客观上对于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曾国藩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体系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义理为主、经世致用为辅;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西方近代文化为辅。     

曾国藩功利主义思想探源

曾国藩一生的行事都贯穿着功利主义思想,他的这种功利主义思想来源于对时世的忧患,受到儒家主变因素的影响,传袭和继承了经世致用学说,以有利于清政府的统治作为最高宗旨,将义和利结合起来,是儒家知识分子对“大利”追求的体现。     

论曾国藩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

曾国藩的治学思想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品格。他强调治学要甄别书中真伪,不可盲从书籍;要根据自身实际和研读内容,有所区别,讲求方法;要与社会现实政治相联系,经世致用。探寻曾国藩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于当今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曾国藩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体系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义理为主、经世致用为辅；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西方近代文化为辅。     

论为政以德与曾国藩的为官思想

为政以德是曾国藩为官的行为准则,具体表现在经世致用、以身作则、严惩腐败、不积私财、以民为本、虚怀纳谏、任贤荐能等方面,其基本思想继承了原始儒学的传统,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仍旧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论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与实践

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曾国藩的改革思想和实践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在改革思想上,他注意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起来;在改革实践方面,他在军事、整饬吏治、革新教育培养选拔人才及对外交涉方面都有突出成绩,值得总结和借鉴     

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

经世致用之所以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点 ,一是因为它的始终一贯 ,即使在汉学盛行时 ,也未中断 ;二是在近代中国提倡最早 ;三是有理论、有纲领。近代湖南经世致用的学派有三个 :一是以陶澍、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 ,二是以魏源、王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 ,三是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既有积极意义 ,也有消极因素     

耕读文化:曾国藩家族经营的基本文化理念

耕读文化思想是曾国藩家族经营的基本文化理念。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湖湘地域文化和曾氏家族文化传统是曾国藩耕读文化的思想渊源。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对曾氏家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对当今中国家庭文化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曾国藩与晚清海防述论

曾国藩海防形成的原因有三:其一是经世致用治学观的逻辑发展;其二是倔强刚毅的内在性格使然;其三是对来侵略冲击的应力回应。他提出的"师夷智"是近代海防论重兴的思想基础。曾氏在置办船炮、输入海防知识、推动海军建设、打造海防团队力量上作出了诸多努力,有助于晚清海防建设。     

三十年来曾国藩与洋务运动研究述要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者对曾国藩所从事的洋务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曾国藩洋务思想产生的原因;曾国藩兴办洋务的目的;曾国藩从事洋务的主要内容和成就;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试论曾国藩的教育观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教育理论及其方法。（一）“隆礼”：曾国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旧宿，（二）“西学为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分；（三）知行并重：曾国藩的教育方法。作者认为，由于曾国藩处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政治风云复杂多变的时代，因而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印记的双重属性，并且在中国近代一部分士大夫乃至下层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

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的思想来源于传统儒学,又吸收百家之所长,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的新儒学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突出了经济思想,立足于经世致用,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以经济为主体的儒学思想始终贯穿他的一生,他始终立足于大本大源,并非有三变.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申韩法家,或是黄老道学,既是他达到经世救国的工具和途径,也是他融合诸家而创立新儒学的新鲜血液.     

晚清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折射——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脉络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腐朽没落、西方资本主义却迅猛发展并开始打开中国国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一方面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走向衰微,另一方面“西学东渐”使西方文化开始浸入中国并形成文化冲击,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曾国藩文化思想,既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其独特的文化实践的产物。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脉络,是晚清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折射,其形成有其哲学基础、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实践基础,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初步形成、逐渐成熟、不断发展的过程。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