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体系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义理为主、经世致用为辅;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西方近代文化为辅。     

论曾国藩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体系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义理为主、经世致用为辅；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西方近代文化为辅。     

近代日本的"平民主义"思想与儒学——以德富苏峰为中心

近代日本的平民主义思想是明治二十年产生的,思想家德富苏峰是首倡者,并赋予其以完备的思想体系。该体系所包括的经济发展、社会道德、国民教育及生活、政治结构等内容,深受儒学的影响。从平民主义与儒学的内在关联看,儒学成为嫁接西方先进思想的桥梁,为日本营造了一个赶超西方的文化氛围,在近代日本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试论儒学与日本的现代化

儒学传入日本之后,形成了不同派别,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近代以前,儒学为日本迎接西方现代化的挑战,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了铺垫;进入近代以来,儒学以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在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

19世纪末,宋恕通过借鉴西方议院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挖掘、阐发传统儒学中民主性和经世性的思想要素,对汉后正统儒学予以全面地批判,将其概括为“阳儒阴法之学”。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同时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     

“儒学地域化”概念再诠释——兼谈儒学道德实践的若干形态

儒学之所以在古代世界中具有生命力和价值,并非在于它具有多么强大的超越性的思想力量,这与西方世俗思想往往和宗教思想互动的历史境况颇为不同,儒学富有魅力之处恰恰在于其具有解决实际世俗事务的能力,即儒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具有卓越的政治性。儒家当年正是依靠其充裕刚劲的政治性获取了自己在上层和民间的合法地位,而随着其政治性在近代的减弱和消失,其合法性地位逐渐发生动摇而趋于消失。儒学在宋代以后出现了一个地域化的过程,这种地方性的儒学并非完全是碎片化的,而是拥有一些共通的准则,但由于中国自古领土广大,儒学往往是在地区具体历史境况的格局下发挥其作用的,故带有地区性的指向。这种指向不仅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儒者对儒学理解的差异性,同时也往往决定了某一地区的儒者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和由此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这种风格的差异性也影响到了区域儒学格局的形成与变化,甚至影响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布局。     

论“学衡派”的古希腊文学译介与文化抉择*——以吴宓及其古希腊文学译介为中心

20世纪初的“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奇特的文化守成主义和文化整体主义的代表。英美留学体验给了他们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他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清醒地看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缺点,因此在内容上反对以独取某民族的文化思想为认知旨归,在时间上反对以近代西方文化代表整个西方文化。作为能指的“希腊”是“中国”这个更大能指符号的初始创设,所指均是一种“非西方”的自我现代化的可能。从古希腊到原始儒学,正是“学衡派”孜孜不倦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儒学如何进一步走向世界

从文化交流的观点来看,应该把儒学当作一个动态的思想体系,用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儒学的发展,不断地吸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儒学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融合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双向互动,多元融和型儒学的形成,必须以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为基础;当代儒学可以在人天关系(人与自然)、人人关系(人与社会)、人自身灵与肉的关系3个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使儒学为我们所用,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使社会更稳定。儒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排斥,而是融和,通过交流,把儒家文化进一步推向世界。     

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

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儒学复兴的条件是新的思想文化资源,途径是回归、开发原典。在近代中国,构成人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在发生着变化,儒学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儒学的当代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的关系很值得思考。因此,学习西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西学充分中国化"的途径,将是儒学复兴的根本任务之一。儒学复兴需要资源———充分中国化的西学。儒学复兴的途径还应该是"回归原典"。"回归"就是透过对这些原典的新诠释,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的当下存在状态。     

试论儒学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定位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历史上儒学是靠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来发挥文化整合作用,以便进行文化传承的。改革开放以后,当现代化事业进展到不能不触及制度、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时候,我们就再次遇到儒学转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价值观,连同政治制度和社会,确实需要一次花大气力的整合。整合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通过整合在实践中重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便纠正以往在"制度变革与思想演变之间的错位"。这已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无疑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整合中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存在了质疑,并在实际运行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界关于其存废、实施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笔者将从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上入手,分析其合理性、技术性,并提出了一套通过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来限制本罪名在其实际运行中的消极作用的方法,使其合理性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