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之得名

魏晋之际,世道凌夷,文人风气为之一变。其始作佣者,当推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得名,最早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该则指出,“竹林七贤”的得名在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此观点也为传统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陈寅恪先生却提出新的见解,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竹林七贤”一语,当“先有‘七贤’,取《论语》…     

《抱朴子内篇》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道儒思想的会通

“道”“玄”“一”均为《抱朴子内篇》的核心概念。葛洪以“一”为桥梁,沟通进而统一“道”与“玄”的“一贯道玄”理论构架,并以此会通道儒思想,构筑了一个兼综道儒的神仙道教哲学体系。据此,葛洪提出了新的道儒关系。     

第二玄菟郡探讨

学界对“玄菟”释义有不同的说法 ,而第二玄菟郡是在汉昭帝时将汉四郡合而为一之后 ,将玄菟郡又重置于原辽东郡长城之外辖区之内的 ,它同武帝所置 (第一 )玄菟郡在时间和空间上皆无共同之处     

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新论

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积极参与“科玄论战”,不仅有其特定历史机缘,更是他们自觉贯彻党的政策主张的组织行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确立“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不仅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科玄论战”,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党员个人言行的组织纪律要求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当以“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参与“科玄论战”。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出版物”等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对于党员个人言行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求,强调“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组织纪律等方面看,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绝不是他们各行其是的个人行为,而是有领导、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行为,具有集体行动性质,其参与“科玄论战”的配合情况和基本格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确立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科、玄、马”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既积极宣传了马克思...     

孔丘论"学"过程初探

孔丘最早对“学”的过程进行了理论阐释，他认为“学”是一个流程，应该分为“博学”，“思”，“习”，“行”四个递进的阶段，这对我们研究教与学的理论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一)——兼与《中国思想通史》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魏晋玄学家向秀、郭象先后发展了当时盛行的玄学观点,并用以注释《庄子》,获得了突破前驱的成就,为千多年治“庄学”者所推崇。这在稍具中国哲学史常识者都是知道的。玄学创始人王弼、何晏只讲《老》而不及《庄》;继起的嵇康、阮籍讲《老》并及《庄》,且把重点转移到庄子思想上,但并没有作出可观的成绩。到了向秀、郭象才在庄子思想的园地上浇灌着魏晋特有的玄虚精神,开拓玄学领域,超嵇、阮而绍王、何,“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使“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正始之音”论

古代典籍中的“正始之音”或为玄学概念，或为音乐概念，或为文学概念。作为玄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魏晋清谈风尚；作为音乐概念的“正始之音”，指具有中和之美的纯正音乐；作为文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作品寓意深邃，内容纯正，风格古雅，音节谐美。“正始之音”作为典故用时又常指一种优良传统。因此，将“正始之音”作为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的代称并非不可，但易引起混乱，须加以明确界定及必要说明。     

玄菟太守考

西汉武帝在灭卫氏朝鲜后,于原卫氏朝鲜疆域内设立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其中玄菟郡屡有迁徙.然目前学界对玄菟郡的最高长官--玄菟太守则鲜有关注.本文通过对史料的钩沉,试图将见于史籍的关于玄菟太守历任情况的零散资料予以梳理,并通过对玄菟太守事迹的介绍来展现玄菟郡在开发和巩固东北边疆中的作用.     

《红楼梦》中时序"矛盾"研究述论

前人对《红楼梦》时序“矛盾”的看法并没有系统,而是散见于各人的评点、论述之中,归纳起来,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从清人开始,几乎一致认为时序“矛盾”是作者疏忽、失误而造成的;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对《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研究,研究者将之看成是成书过程中修改、增删未尽的结果。这两个阶段实际也代表了两种研究类型,但不论哪一种,都可归结为“无意”说,而“有意”说还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红色经典”的时限和分期

“红色经典”是一个“史”的概念，对其时限及分期的探讨非常必要。文章将“红色经典”的时限界定在192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划分为四个阶段：1920年代的发轫期，以“三个属性”为基本特征；1940年代的形成期，赵树理的小说和新歌剧《白毛女》的成名方式分别代表了“红色经典”最初形成的两种方式；1950至1960年代的繁盛期，“红色经典”在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探索出、凝练成一种新的、日趋成熟的艺术品类；1970年代的衰落期，后期“样板戏”的理论和实践最具代表性。     

论阮籍思想及其与《咏怀诗》的关系

历代对阮籍思想的评论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认为,阮籍毁坏礼教;第二种认为,其内心崇奉礼教,儒家思想才是他的“本志”;第三种认为,阮籍的思想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文章作者认为这三种评价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不足.作者通过考察阮籍的玄学论文,认为其思想是阮籍在无法实现理想的状况下,企图泯灭是非来寻求内心平衡的矛盾体.这种矛盾在阮籍《咏怀诗》中得到体现,并成为《咏怀诗》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心雕龙》的结构

关于《文心雕龙》的结构,刘勰本人在《序志》篇中有两种划分,一是粗分,分为上下篇,上篇二十五篇为“纲领”,下篇二十五篇为“毛目”;二是细分,将《序志》以外的四十九篇划分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割情析采”等三个部分。在刘勰划分的基础上,现当代许多学者结合现代文学理论,根据个人对《文心雕龙》内容的理解,对该书的结构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划法,计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等。参照各家所说,我们认为,《文心雕龙》的结构似可划为如下四个部分:     

“竹林七贤”之有无与中古文化精神

“竹林七贤”始见于晋人孙盛《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阮)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在本文中,“竹林七贤之有”是指魏晋时期确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怜此七人,并分别在中古文化史上占有地位。“竹林七贤之无”是指从中古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出发,可证明其时并无以嵇康、阮籍等七人组成的实体或团体。本文将对此分别作诠释,并将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中古时期的文化精神。     

由竹书《恒先》看汉晋学术

依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篇首强调的“气是自生”的宇宙生成论,对王晓毅先生所整理的战国秦汉宇宙生成论的流变稍作调整。并依照所发现的郑玄注文中与“气是自生”相近的思想,讨论“无中生有”、“有自生”两种宇宙生成论对于魏晋玄学“有无之辨”的影响,分析何晏、王弼、向秀、裴危页、郭象等的有关思想,认为从学理上讲,何晏、裴危页、郭象等虽然使用了佛学词句,但是其思想却可能从中国传统中自己产生。文末还简要分析了张载“太虚即气”的观点与玄学、《恒先》的关系。     

试论汉末魏晋辞赋之“向内转”

“向内转”既是汉末魏晋文学总貌的新质素,也是该时期辞赋发展的基本趋势。该趋势在东汉后期已见先绪,在辞赋价值理论以及表现领域均有体现。情感化与玄理化成为汉末魏晋辞赋“向内转”的两个具体向度。汉末魏晋辞赋的“向内转”,继承楚骚传统,创造了一片有别于汉代辞赋追求外在世界的审美新天地。     

论"玄"及与"玄"相关的事与理

本文对中国哲学中最常见的用语——"玄"作探讨。认为"深奥不可知、微远不可见、幽昧不可测"的"玄"之字义与"玄"之字形—(■)(葫芦)有关,并在此基础上对"玄"之字音和写法作了界定。文章还对与"玄"相关的事情作了梳理,并分析了物象世界产生"玄"事的原因。文章最后对与"玄"相关的理论作了阐发,提出置"玄"(悬)法和览"玄"法。其中梳理了若干个结合两极对立的览"玄"法,认为如能将人我、身心、有无、正反、悬漩等融合统一,倒是有可能览玄知化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层次辨析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沦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层次划分上,众说纷纭,各执其词,目前。有“教参”的,划分法,周振甫《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中的划分法,有北师大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案》第六册的划分法。我认为,这三种分法,均有欠妥之处,应该有第四种更为恰当的划分法。 “教参”的分法,是着眼于文章的结构,按引论(提出问题)、本论 (分析问题)、结论(解决问题)来划分。这种分法的好处是有利于理清文章思路,从结构上把摆全文。但结构(形式)是服从内容,并为     

“两课”多媒体课件的开发与应用

根据服务对象,课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供教师教学用的教学型课件、供学生自学用的学习型课件和教学、自学两用的综合型课件。在高校“两课”教学中使用最广泛的是教学型课件。在开发教学型课件的三个阶段中,要遵循“有营养”、“好消化”、“赶时髦”和“会打扮”四个原则,并尽量做到和传统教学方式、方法相结合。     

玄学名士的情礼观探微

情礼关系既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课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课题。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对情礼关系就有不同的看法;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情礼关系受到了挑战。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一批魏晋玄学名士,为了重建自己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重新关注和思考宇宙自然与人生,探讨道德与人性。随着时事的变迁,玄学名士们纷纷以不同的言、行对情礼关系做出了不同的诠释。     

僧肇佛学的美学底蕴

僧肇在早期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准确论述的般若中观理论虽不是美学 ,但对中国古典学和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意识以及艺术形象组合发生了重要影响 ,形成了一种与儒、老庄道玄完全不同的美学路向。这主要体现在他运用般若中观所揭示的“空”“静”的世界观、自然观 ,涅的人生境界 ,“虚照”“妙契”的般若把握世界的方式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