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性别差异的研究

采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农民工更难具有政治表达意愿,而劳动合同则有助于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形成;女性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形成的障碍则来自城市经历的增加,而社会网络规模和市民网络规模的扩大均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     

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珠三角5城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分析影响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包括反应与认知、迁移与维持两个维度.单因素分析显示,农民工的人口特征对职业培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培训动机、培训系统、环境因素对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针对这一结论提出农民工职业培训有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金融危机背景下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发展意愿的影响分析

使用2009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家庭生计冲击调查"数据,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其发展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前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返乡农民工则更倾向于选择留乡;另外,返乡农民工的婚姻状态、初次外出动机及返乡原因也对其发展意愿具有影响;最后就相关结论的理论内涵及背后的公共政策涵义进行了讨论。     

进城务工人员生活观的代际差异

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他们对促进中国城市建设,推动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一群体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开始了代际更替,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生活环境,教育水平等都是存在差异的,也就使得他们在生活观上也具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二代农民工更加的开放,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更强,也具有更多的不稳定性。     

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的动态与展望

目前,学界对于二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研究。学者们从老、新两代农民工差异比较角度对二代农民工群体新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在文化程度、外出目的、在外生存的敏感程度、务农经验、自我认同、留城意愿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学界关于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融入意愿、身份认同、社会资本、婚恋观、消费行为与犯罪问题等方面。既有研究对二代农民工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度描述和细致分析,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这也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加以回应和改进的重要问题。     

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调查数据

采用江西省1 145个返乡农民工微观调查资料,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总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就越强;而各项具体支持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是否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是否提供税收减免＂和＂是否提供创业信贷扶持＂影响显著。因此,当前政府应优先提供税收减免、创业技能培训及创业信贷扶持以积极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民工培训现状及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大连市调查为例

培训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环节.本文利用对大连市农民工培训现状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多元化培训特征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整体的培训参与率和培训意愿较高,但目前还存在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有待提升、培训费用过高等问题.文化程度、月收入、培训主体、培训费用、培训次数和培训内容(职业技术培训)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模式,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力举措.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武陵山区农民工大军中的主体。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武陵山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依然异常严峻。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的长效机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加强职业培训的力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创业能力;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服务能力。     

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现状分析和路径探索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在城市建设中农民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替代,农民工需要通过再教育提升其基本素质和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文章阐述了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现状和影响其参与职业培训的因素,并就如何大力发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路径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利用对大连市1011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现状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仍然存在着信息不畅、内容针对性不强、管理缺乏整合、就业功能体现不足等问题,从微观角度提出重视＂三个结合＂,加强培训宣传;加强＂三个认识＂,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做好＂三个联动＂,增强管理的有序性;实现＂三个对接＂,促进就业程度等对策。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调查数据

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考察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农民工个体及务工特征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一定影响,文化程度和务工收入影响显著;在城市融合因素中,参加社会活动、与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与本地人和邻里的关系及本地人对农民工的友好态度均正向影响显著。婚姻状况、代际差异、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城市居住时间及自我认同状况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现状调查与对策

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现状的调查表明:整体而言,农民工缺乏心理健康服务需要意识,倾向于选择医院为自己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生活压力和生活质量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影响较大,经济状况和文化程度对其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影响较小。两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现状有所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意识略强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对由互联网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需要明显强于第一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最关心的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差异。调查结果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属于可通过预防解决的一般心理问题,如及时发现并给予预防,则可以妥善解决,相关机构应致力于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意识,加强他们对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理解;并依据两代农民工的特征,通过多种渠道为其提供心理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