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

文章旨在建立起中国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以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为基础 ,以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和村庄自身的秩序逻辑为主要因素 ,选定三种角度来讨论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 :村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 ;农村政策所起作用大小 ;建构若干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排序关系 ,尤其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来展开的讨论村庄类型和具体政策 ,对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排序 ,研究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规律性关系。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非均衡特性 ,理解中国农村政策为何在不同类型农村实践后果不同 ,具有基础性意义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90村的调查数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迅速增长,导致村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并制约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提出三个假说,并利用对全国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探讨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个人因素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人因素均对村庄生活垃圾治理有正向影响。其中,政府管理和村域社会资本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体因素的结构性优化,是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辽宁、河北两省农村低保制度研究报告

所谓“全民低保”,并不是要给“全民”人人发一份“低保金”,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由于受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收入下降甚至中断使之陷入贫困时,由政府给予最起码的生活保障的国家制度。按国际惯例,低保制度一般被称为社会救助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民低保无非就是城市低保加农村低保。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上,截至到2006年第三季度,全国共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得到低保救助的贫困人口已经达到607万户,1222万人。农村低保乃至全民低保已经不是一颗还需等待其慢慢长成的青涩果子,而是一个跳一跳就能摘下来的成熟果实,现在的问题在于最后这一跳怎样跳。通过对辽宁、河北两省实施农村低保制度的实地调查,本报告如实地描述了这项制度目前发展的现状、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在与基层实际工作者及低保政策的“用户”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将对“全民低保”的“最后一跳”发生重要的影响。     

政府信任、人际信任与制度依赖——一种城乡低保退出困境的解释框架

城乡低保规范有序退出对实现托底性政策的公平正义目标,对于精准施保,准确瞄准救助对象使其有获得感,降低被剥夺感十分重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角度,对城乡低保退出不畅这一实践难题尝试构建一种较为完整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差序格局以及人际信任缺失、社会资本不足在制度设计或架构不足、理性驱使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城乡低保对象不愿退出低保,对低保正常退出带来困难。建议建立低保管理行政部门、法治规范、社会参与等多方治理体系;丰富低保政策宣传形式,提高了解政策的可及性;将低保管理纳入社会诚信档案体系,对失信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坚持有情操作,渐进退出,建立低保退出跟踪机制,解决低保退出后困难群体的生存之忧。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是,该模型存在着忽略劳动者能力、政府的社会改革行为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等缺陷。鉴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三力模型”。该模型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和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大因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政治与行政制度和劳动者能力在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破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有序、顺利转移离不开政府管理模式改革与转型。     

规范失序与价值解体:村庄语境下农村低保研究——以鄂东北S村为例

目前,学界关于农村低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政策和乡村治理的层面,而较少从农民和村庄的角度来理解。在村庄语境下考察村民申请低保的理由,发现村民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低保的功能。村民需要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还有政治上的认可和社会性的救济,低保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意义。低保成为了人人均可申请,但大部分又得不到的矛盾集合体。村民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寻找申请低保的理由,而不考虑其他人是否更应该得到;村干部失去信任,无法主持低保的评选工作。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已呈现规范失序、价值解体的局面。     

凉山州农村低保制度减贫成效、问题和特殊挑战——基于甘洛县的分析

对四川凉山州甘洛县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村低保制度建制逐步完善，救助人数和家庭明显增加，农村女性、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救助率增高，保障标准缓慢提升。但是，该县农村低保制度也面临着制度内普遍性问题和制度外的特殊挑战。制度内普遍性问题表现为：制度运行公平性不足、救助待遇低制约购买力、评审程序不规范激发社会矛盾、社会化发放推行难、制度监管缺位。制度外的特殊挑战则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矽肺病和艾滋病患等特殊困难人数增多、地方政府财力严重不足、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这些因素对农村低保制度减贫成效的精准性和公平性构成了损耗。基于反贫困政策体系的整体性视角，本文从社会保障制度与其他社会反贫困政策两条路径提出了对策建议。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农村低保政策:制度检视与调整路径

农村低保政策自建立以来,在保障受助群体的基本需求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制度功能。为消解农村低保政策在理念、贫困识别和瞄准机制、覆盖面和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的制度"非公平"和"非效率"问题,应从理念、制度、技术和辅助四个维度构建低保政策的"四维一体"调整路径,通过多维度的制度优化或机制创设,保障农村困难群体的福利权益,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     

推进绿色生活方式培育的科学化——基于某地农村洁净型生活用煤推广实践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过程的视角,分析洁净型生活用煤推广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指出培育居民绿色生活方式不能简单地依靠传统形式的号召和动员,而应正视科学逻辑及其非全面性、行政逻辑及其非有效性、市场逻辑及其非完善性和生活逻辑及其非现代性,努力追求专家、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协商与合作,更加注重绿色生活方式培育的科学化。     

移民地区农村低保制度建设初探——以甘肃省河西地区为例

移民是我国"三西"开发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但是,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在移民比较集中的甘肃河西地区,广大移民不仅生产生活面临困境,而且在政府的低保工作中,还潜伏着一种被边缘化的危险.从移民地区的实际出发,按照国家"应保尽保"的要求,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低保制度,是甘肃移民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     

城中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及其实施

我国转型经济城市化进程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共存的结果,形成“城中村”现象。城中村问题突出反映了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关土地的矛盾冲突,集体土地产权与国有土地产权在权能构成和实现上的不对等是其中重要内容。城中村村民成员权影响着集体土地产权利益的分享,集体土地产权权能及其实施内容深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村庄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城中村改造过程体现了集体土地产权与城市化的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     

关于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调查与分析——基于山东省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山东省农村低保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对农村贫困群体人口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农村低保制度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当前农村低保人口生活依然十分贫困,农村低保还存在保障范圈小、保障标准低、地区差异大、低保对象界定不科学、透明度不高、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对策建议:扩大保障范围,确保做到应保尽保;合理确定低保对象,做到公正公平;科学制订保障标准,做到既能保生活又能促发展;加大宣传力度和工作透明度;完善配套政策,加强与其他惠民政策的整合;健全农村低保工作机制等.     

应对危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救济农村的财税政策

尽管有关民国前期(1912-1937)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存在诸多争议,不可否认,至少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1935),中国农村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应对大萧条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税政策,从关税的保护政策到减轻农民负担,再到税制整理与改良财务行政,均取得一定的成效.不过,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救济农村的财税政策上显然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农村财税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有一定的错位.中央政府立足于农村税负总量的控制,以减轻农民负担；地方政府在财税政策压力下,更倾向于制度性变革；救济农村的财政主体——县财政不确立,使救农财税政策无法落实.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财税政策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体制性矛盾和多重制约因素,从而影响救济农村的效果.     

村民自治背景下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领袖经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民众认同成为确定村庄领袖、形成村庄权威的基本准则和最高标准,村庄领袖大致可以分为连任型村庄领袖与过客型村庄领袖两类.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主要依赖村庄治理环境和治理模式等外在性社会因素,以及财富、能力、人品、社会关系等内在性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是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特别是持久性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权威是一种"法理--魅力"型权威.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济贫效果实证分析——基于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低保状况比较的研究

自中国农村低保制度全面实施以来,已经实现制度覆盖,由于各省市财政对农村低保救助力度强弱差异,导致了对农村低保对象的救助程度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受很多因素如价格指数等经济指标的影响,存在着不可比性.笔者通过引入生活救助系数和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来消除这种横向的差异性,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现行农村低保制度的济贫效果进行了评析.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现状与路径选择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全面建立以来,制度的实施成效明显、作用突出,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低保对象难以达到应保尽保的目标、低保对象确定困难、低保制度宣传不到位、基层低保工作力量薄弱等问题,应从多层次筹措资金、加强管理与监督、加大宣传、加强基层建设、建立健全综合性的低保制度体系等方面进行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