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现状与对策

从河南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人口所占比重两方面看,河南是贫困人口大省。因此,正确认识河南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现状、特征,提出脱贫的思路与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实事求是地整合扶贫资源,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步伐,制度改革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倾斜,加快农村贫困地区富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才能真正帮助农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经济,实现生态保护、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迈向共同富裕的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之策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农村的贫困样态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农村工作的重点将围绕解决相对贫困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展开。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人口规模大且分布广、多维性和长期性特征,而相对贫困的治理又面临诸多挑战,如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测度难、收入之“贫”和发展之“困”的双重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引领能力不强等问题,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需要建立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拓展增收渠道以摆脱收入之“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发展之“困”,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向

随着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贫困治理工作重点已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共同富裕与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在内在逻辑上都需要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逻辑起点、以促进全面乡村振兴为推进过程、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内生能力为基本抓手、以促进相对贫困人口全面发展为追求目标。然而,脱贫地区产业基础不牢固、相对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较低和内生动力不足,成为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提升相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应加强对相对贫困人口返贫风险的预警防范,通过“回炉重造”加强常态化技能培训供给,增强适应性以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融入励志教育提振相对贫困人口的精气神和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的合作共同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相对贫困多维治理策略研究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样态发生转型,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新时期 的相对贫困是乡村振兴初级阶段的重要课题。 在分析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根据“三支柱”的治理策略,建 立了“制度供给—能力提升—机会公平”的分析框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抓手,通过提升贫困人口可行发展能力,发挥基 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等路径,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可行参考 路径,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2020年11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发地区整村扶贫开发的实践探索与政策建议——以黔北花茂村为例

消除贫困是人类发展面临的基本任务,整村扶贫开发是现阶段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必然选择。黔北花茂村整村扶贫开发在农民人均收入、贫困发生率、集体经济积累、农业产业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借鉴花茂村整村扶贫开发经验,从挖掘党建扶贫制度潜力,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农村"归雁经济"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形成后发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合力,促进后发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迈上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征程。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论我国农村女性的生计能力减贫

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女性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贫困人口性别差异广泛存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贫困人口的女性现象。女性贫困治理是全球减贫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女性生计能力的减贫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女性生计能力提升是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重点,可行能力理论、性别红利理论、赋权增能理论可以构成我国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的理论基础。当前,农村女性生计能力减贫面临着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文化水平性别差异、公共空间社会排斥等社会环境的约束。提升农村女性生计能力,不仅是女性发展的核心,也是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更决定着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将在2020年底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背景下,贫困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问题将被相对贫困问题替代,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会日益突出,贫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且贫困不仅是收入问题,更表现为社会排斥和阶层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     

我国农村人口致贫的非经济因素及其对策

文化观念、政治体制和地理环境等非经济因素是当前我国农村人口致贫的重要原因。因此，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必须从打破陈旧观念，摆脱贫困文化，建立农村市场体制和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寻找对策。     

构建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路径选择

建立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是保障农村居民最低生存权的需要,又是发展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需要。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保障面窄、标准低、低保对象界定标准上困难等方面的问题。这需要从发展民族地区规模经济、拓宽筹资渠道、实行多种保障方式相结合等方面来构建立民族地区农村最低保障制度。     

反贫困思考：制度组织与文化

对于我国贫困地区农村来说 ,反贫困需要制度创新和组织重建。本文拟从制度、组织等因素对反贫困实践及其效果的影响 ,分析制度创新和组织重建的必要性 ,并着重研究反贫困制度创新和组织重建与贫困人群既有的文化模式的相关性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问题及对策——基于甘肃省的调查分析

对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了相关调查,对该制度实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经费缺乏,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低保对象的确定和界定标准困难,缺乏法律保障,下级部门执行不力等,因此要科学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保障标准;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甄别机制;大力推行政府主导与多元复合的农村低保救助模式;运用专业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综合性的低保制度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实现最低生活保障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     

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国际趋势其中国贫困走向进行相应调整,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改变政策取向,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就业与保障的背离--新城市贫困形成的深层原因

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对贫困人口进行设计时,客观上造成了就业和保障的背离。这加重了他们的贫困,甚至是相当部分居民陷入贫困的直接原因。新城市贫困产生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他们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承担了改革的代价,失去了政府在旧体制下的承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和足够的帮助。因此,对他们而言,社会保障不仅需要长期实施资源的再分配,还需要对权利义务重新界定和分配,给予他们目前被剥夺的权利,使其有机会回归主流社会。     

论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的整合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需要的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的贫困救助制度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存在的,如＂五保户＂供养制度、扶贫工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多元化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如救助资金不集中、救助对象重复等。因此,将多元化的贫困救助制度进行合理整合是其发展的大势所趋。     

从施舍到赋权：农民工子女教育权利济贫的理念与方略

农民工子女是教育的弱势群体,是“经济贫困”和“权利贫困”的交叉体,单纯的物质救济不能解决问题,权利救济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要保证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均等权、学校选择权、教育经费的优惠补偿权、公正的教育评价权、教育资源使用权的落实。权利救济的路径包括四个方面：建立基于常住人口的教育管理体制;设立专职的民工子弟学校管理机构;设立教育券等以增加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投入;在现实权利的层面上切实保障针对农民工子女的补偿教育。